导读
完全的集体化和资本化运作都行不通，最后都可能走向穷途末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农业更适合 “三权分立”、“两大勾兑”，并最终从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农村的问题又被顶在了杠头上！
一边是中美贸易摩擦打出了《2020年将达到1.4亿亩！国产大豆当自强》的迫切，年初农业农村部就发布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给大豆补贴每亩340元；
另一边却是农民“背土离乡”演绎了《48岁，我成了“末代”农民》的窘迫，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3158亿斤，比2017年减少74亿斤，自给率已经低于世界安全标准的90%。
以至于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时，才深刻明白原来“国际粮价那么便宜，进口粮食比自己种还合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回过头来看中国，“农民苦、农村穷、农业真危险！”在整个农业生产以及上下游的经济数据中都已经显得那么扎眼。
中国粮食销售每年亏损1.16万亿元，而2018年全国农民粮食生产亏损2880亿元，亏损额是农村地区自主经营净收入的1.4倍。
这边从生产到销售种粮食盈不抵亏，那边2018年中国氮磷钾化肥累计产量5459.6万吨，下跌5.2%；化学原药产量208.3万吨，同比下降9.5%；小型拖拉机生产32.8万台，累计同比下降34%。
化肥没人买了、农药没人要了、农用拖拉机也卖不动了……
凡此种种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农业到了危险的边缘，中国农村改革迫在眉睫！
各国农业发展模式
话说中国的改革向来都是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又在广泛借鉴、总结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版本升级，农业改革同样如此。
而仔细归纳国外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有：
1）美国：超大规模的农业。
美国农场主的殖民历史使其在土地扩张上更为容易和简单，后期的黑风暴事件与经济大萧条又逼走了一部分农民，更关键的是美国平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5%，使其耕地集中化有了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
还有1200多家服务不同类型农产品的科研机构，帮助实现农业高度机械化、精确化。“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促成了美国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规模化大农业。
2）日本：田园化、精致化农业。
日本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据此国情其农产品从产地生产到农协、加工企业、进入市场，每个环节都采取实名制，农业小而美、质且优。
比如产自日本的“世界第一贵”葡萄，要求每一串里的每一颗葡萄含糖度都在18%，重量都在20克左右，而且能精细地标明产地和含糖量。
如此高水平、高品质的农业，又被进一步与观光旅游、动漫文化等相结合，衍生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
3）阿根廷：资本介入农业太多。
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阿根廷成百万英亩的农田被银行挂牌拍卖，被类似索罗斯、嘉吉、西伯尔这样的国际巨头和大企业股东抢购一空，农民若是拒绝出售土地还会受到黑社会或警察威胁，逼迫其让出地产，成百上千万的阿根廷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终丧失农业市场的支配权。
4）印度：农业过度政治民主化。
印度13亿人口中，有近6成依赖农业为生，虽然是农业大国，表面上政府为了争取基数很大的农民选票的支持，对农业补贴很多；
但这些年真正改造农村基础设施的举措却没有，灌溉设施落后、仍然普遍采取传统的畜力耕作、靠天吃饭，难以偿还的债务成了农民“无法承受之重”，以致在过去20年里有超过30万印度农民选择自杀。
5）以色列：精准农业、科技化。
以色列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倍，沙漠占国土的2/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400立方米，但它凭借独有的农业组织形式，不直接发补贴给农民，而是免费帮农民建立研究中心，与农户无缝衔接。
还有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污水处理、大数据智能农业……各类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许多发达国家一般在70%）。如此高效生产让以色列耕地生产率是美国的近5倍，比日本还高1/3。
中国农业模式探索与变革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也不是没有探索和变革，诞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安徽小岗村、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都曾被当做农村改革的范本。
可如今要么是“一夜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富裕门”，“大包干”分田到户只停留在了吃饱穿暖的水平上；
要么沦为“最‘负’第一村”、书记获刑锒铛入狱，农村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模范沦为笑谈。
而这还得从它们的历史说起，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悄悄定下了一份“生死契”，将土地分包到户，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大地几乎一夜之间从集体经济模式转向生产责任制。
小岗村农民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不知又绕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框架内，过着常规性土里刨食、以销售粮食来换回生产生活物资的半封闭运行状态。
到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比全县平均水平都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还是没能富裕起来。
与之相反，当初南街村以小岗村为榜样分田到户，结果出现人心涣散、贫富差距拉大、土地荒废外出打工等中国多数农村都存在的问题。为了“及时止损”，也为了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南街村重返集体经济，鼓励村民将土地和企业交给集体，统一耕种经营。
可带头人王宏斌却权力膨胀，在封闭的“大一统”权力格局下衍生出“家族化经营”，抵制私有制却又陷入了另类私有制的往生咒中，负债、腐败、走向没落。
同样还有华西村，从政、经商、玩金融、房地产等的背后是吴氏家族的“家天下”、世袭制，凡事一权说了算，结果负债高达389亿元，全村都被带到坑里去了。
如果说南街村、华西村已经异化的农村集体经济一权制还在危险的边缘试探，那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则把一权玩过了头，固有的经济基础在短时间内突然颠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断层产生“不适应”，导致其家长意识不断膨胀，并试图将经济权和法律政权融为一体，公然挑战法律。
当大邱庄万全公司账务被查出有问题，禹作敏居然组织村民非法拘禁检察部门派员、暴力殴打他人致死、包庇犯罪者，还与警察对峙，高度集权终究误了大邱庄也害了自己。
即便当初从农业、加工业到钢铁、房地产等也曾让这些“先锋村”风光无限，家家都住别墅洋房，但那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小概率事件，并不具备普遍性、趋势性。
如今纷纷衰败，看似偶然的背后实则说明：
像小岗村那样分田到户，传统小规模经营“靠天吃饭”行不通；如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那般，过度集体经济造成产权不清晰，要么把精力放在分财产上，要么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了对增量的热情，“带头人”发展到最后搞成一权制，也走不到头。
“三权分立”之路
于是社会上又有了另一种声音，既然独立意义上的集体经济不行，那就来一个全国大一统：重返人民公社，由国家、政府统一带着干。
可人民公社实则还是一群人，不过是将农村的经营权、所有权、承包权由村集中管理变成了国家农业部集中配给，“买种子——种植——收割——销售”所有环节都由农业部统一调配，这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产物，完全背离于现在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被历史所证伪。
而且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新调控方针，让这些依靠传统产业完成原始积累的模式已经走到了拐点。
倘若让资本下乡，农业完全交由资本市场来运作，很可能又会重演阿根廷农业之悲剧，丧失农业所有权和主导权的农民一贫如洗、背井离乡，扎根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导致社会动乱、犯罪和自杀，难以忍受的人口拥挤还可能导致疾病肆掠，冲击整个国家的稳定。
很显然，完全的集体化走不通，完全的资本化运作也不行，最后都可能造成“一权独揽”，行至穷途末路。
这也决定了中国农业更适合走“三权分立”之路，即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农民将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或大企业由他们进行集中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农民甚至还可以通过股权分红的方式，实现“土地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
更何况，中国现在也在进行权力制衡，反腐打黑、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等无不如是。说到底，农村改革离不开“两个大”，即大市场与大政府的勾兑，这不仅能解决农村现代化的棘手难题，还能化解中国在农村的“第三个世界”。
要知道，中国有“三个世界”（3亿人人均GDP2万美元——10亿人人均GDP5000美元——几千万人绝对贫困）（详见《中国消费惊吓世界？10亿人的“第二世界”将成为政策重头》）。
可真正处于“第三个世界”中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若是大市场与大政府相结合，通过“三权分立”的方式解开了农村的改革魔咒，让约5.6亿中国农民的兜里都有钱了，中国实现由“三个世界”变“一个世界”的愿望自然能梦想成真！
还要多元化、集大成
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太大，集合了全球所有的地容地貌，这也意味着中国农业即便实行“三权分立”，也不可能“一种模式走全国”，而是将走多元化的道路，集合全球所有好的、有用的模式于一体。
比如，东北的大平原、黑土地可以学美国，搞规模化大农场、大农业。江南丘陵地带则可学日本，搞精细化、精致化农业。
毕竟，中国人一年吃掉的2万亿元零食中，很多都不需要通过美国那样的大农场来生产，只需要像日本那样搞精致化、品质化农业就可以解决，这样既有特色还很赚钱，何乐而不为？
对于河西走廊、沙漠地带而言，则可学习以色列，将滴灌技术、无土栽培等先进的技术普遍化。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农村通过“三权分立”取得成功，并推而广之，在城市规划、城管执法、招商引资等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也实行“三权分立”，当初中国革命走的那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或将再度重演。
城乡融合让中国真正变成“一个世界”，全面实现现代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