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多少“妖魔鬼怪”。

处在风暴中心的武汉和湖北已被顶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边厢，眼看疫情扩散已如“水漫金山”，那边厢，所谓的8名“造谣者”被约谈，武汉市长坚持“授权才能披露”；

这边厢，有医护人士在微博为武汉协和等10家当地医院紧急求助物资支援，那边厢，湖北省长接受采访时底气十足：“物质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

这边厢，湖北表态“绝不让黄冈成为第二个武汉”，那边厢，黄冈卫健委主任面对中央督察组提问，一问三不知。

官场乱象接二连三，无怪乎有网友称，湖北这是在上演现实版的《官场现形记》；还有网友总结出“湖北八骏图：一问三不唐志红，准备不足邱丽新，人不传人是高福，物资充足王晓东，等待授权周先旺，深感内疚马国强，可控可防王广发，答非所问蒋超良”。

湖北红十字会和武汉慈善总会也陷入“塔西陀陷阱”。

一边是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救援物资支援，另一边则是一线医生的基本防护用品全面告急，相关机构却把救灾救急物资塞进仓库“睡大觉”。

从分配捐赠物资不公、捐赠物品积压、分发效率不高等问题，再到寿光蔬菜销售、收取服务管理费、拦截上海医疗队应急物资等争议，即便红十字会不断解释、回应，但不仅没有平息争论，反而使自己陷入“声明—质疑—再声明—再质疑”的恶性舆论循环。

公信力建立起来很难，但想要摧毁它却易如反掌。如此乱象与代价足以说明以往所有做法、规则等都到了重新检验、重新升级的时候。

首当其冲的便是应急管理体系的升级。

当下疫情暴露的种种乱象充分体现了武汉市、湖北省，甚至中国在应急管理方面所呈现的机制是被动的、滞后的。

当城市越来越像一台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的缺位、故障，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城市管理模式切换，政府职能岂有因循守旧之理？

可以说，从应急体系到城市管理，再到政府职能，“冠状病毒”将开启后改革时代。

本文选摘自《福卡分析（上海）》2020年第7期《“冠状病毒”开启后改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