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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卡智库理论研究中心每周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召开选题研讨会,进行热点、亮点讨论,为后续深入研究确定方向。
以下为本周选题讨论会的部分重点内容:
疫情是检验事物真伪虚实的试金石,让事物显露出真实的本色。 典型表现就是金融泡沫、货币泡沫被捅破。 2008年金融危机本就肇始于美国金融过度,在缺乏节制的经济金融化中,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最终把天捅破。 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各主要国家联手大手笔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力挽狂澜,使得全球经济免于跌入萧条的泥潭。 然而,虽然宽松货币政策在拯救经济于危难之际功不可没,但全球在货币注水的这条路上始终刹不住车。 自2008年至2014年年末,美国以购债的方式、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总计向市场释放了大约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中国大手笔推出“四万亿”一揽子计划;欧洲则也以购债的方式,通过量化宽松,向市场释放了约2.7亿欧元。而全球性的量化宽松时代直到2018年12月底欧洲正式退出量化宽松才算结束。 然而,货币政策收缩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2019年下半年,美国连续三次降息。 这样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量化宽松也成就了美国长达11年的大牛市。 然而,过剩货币撑起来的繁荣终究是脆弱的。 3月12日、3月13日,美股发生自1997年以来的连续两天熔断,并且,巴西、加拿大、泰国、韩国等10多个国家股市也遭遇熔断,全球股市上演了史无前例的“史诗级”股灾;即便黄金也“大惊失色”,“乱世黄金”失效。 虽然,不管是油价崩盘,还是股灾,直接诱因是蔓延全球的疫情,但根本上是过去十来年产能过剩、货币过剩的必然,疫情不过是最后的稻草。 早在2018年年初,福卡智库就预测将爆发第四次金融危机,并在2019年提出,美国将成为第四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战场,什么时候、具体诱因是偶然的,危机的爆发则是必然的。 与2008年金融危机更多是一场清算市场原罪的危机不同,第四次金融危机更多是一场清算政府过度的危机。 中国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全球其他地区却开始不好了。 目前疫情已蔓延至114个国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和地区的比例58.5%,也就是说,全球近60%的国家和地区都已沦陷。 包括伊朗副总统、法国文化部长、英国卫生部副大臣、澳大利亚内政部长等在内的多国数十位高级官员先后中招,且被确诊的各国官员名单不断拉长。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1名外国政要被确诊,其中5人去世。 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同日,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欧洲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超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欧洲已成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震中”。 如此,疫情全球大流行已成事实,世卫组织对疫情的判断也“节节败退”,从不构成全球大流行转为认可全球大流行的事实。 那么,这样的疫情会持续多久? 福卡智库认为,鉴于全球范围内的传染与失控,疫情时间至少将延至全年,甚至直达人类免疫的边界。 那么,危机有多深? 就如前文所述,由于疫情仅仅是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当下经济状况的本质是产能过剩和货币过剩,因此,危机的尽头是过剩产能和过剩货币的蒸发。 而疫情和经济危机叠加的复式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一系列变化。 长期以来,美国都担当着世界安全岛的功能,动辄风吹草动,美国都是避险资金的避风港。 一个典型表现就是,2008年美国引爆金融危机后,反而进一步驱动全球避险资金涌向美国。在危机爆发及美联储降息周期中的2008年,全球避险情绪导致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走低。美国股市更是从2009年开始,进入了长达11年的大牛市。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复式危机将引发全球化、产业链等大变局,一系列的量变最终将累积成质变。伴随着全球化及全球产业链的变化,美国安全岛的效应也将发生变化,换言之,世界安全岛将在大变局中逐渐发生漂移。 原本,2019年国际原油价格就处于弱势,今年2月更是跌跌不休,而3月9日干脆来了个“创纪录式”的下跌——单日最大下跌幅度超过30%,创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最大跌幅。 对于这次原油价格暴跌,不少分析把关注点放到了美国、沙特、俄罗斯的“三国杀式”博弈。 毕竟,如今,世界原油供给格局呈“三足鼎立”之势。Wind 数据显示,2019年10月,美国、沙特、俄罗斯日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3%,其中美国20%、沙特12%、俄罗斯11%。 不过,更为根本的是,由于需求端的变化,原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开始发生切换。 疫情之下,基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新基建更成为受瞩目的”明星“。 不过,新基建并非是疫情之下突然出现的新名词。 实际上,早在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首次出现了有关新基建的表述,此后,在季度、半年度和年度的重要会议中均有提及。只是,今年在如此特殊时期,重新大手笔推动基建建设,多次重要会议提及加快新基建的建设,新基建才受到普遍关注。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基建? 根据央视新闻给出的定义,新基建主要指的是“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涉及到通信、电力、交通、数字等多个社会民生重点行业。” 鉴于此前大规模基建的负面效应,各方都希望能通过新基建避免重蹈覆辙。一些分析从两者的内涵、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效果、货币环境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分析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不过,一个核心问题无法回避,即新老基建各有多大的空间? 从发展大格局而言,毋庸置疑,老基建的空间在不断收缩。 要知道,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5.68%,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这也就意味着,由城镇化而带来的铺路、架桥等老基建空间已在压缩。 就新基建而言,尽管面向未来,充满想象,不过,由于诸如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尚不成熟,概念多于实质性的应用,这也意味着,新基建的空间概念多于实质,实质性落地是一个逐渐释放的过程,难以集中大规模释放。 疫情给机器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展身手的机会。 根据华住酒店集团提供的数据,该集团在疫情期间派机器人为酒店客人累计送了24000余次物品;京东也通过智能配送机器人使得武汉第九医院在疫情期间的配送不被中断;国家电网新疆检修公司在人力由64人减少至28人的情况下,通过机器人每天巡查电网设备,由它们传回的巡检系统数据维持了当地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转;武汉同济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等通过医护机器人、送药服务机器人等,协助承担起了看护消毒、测量体温、清洁送药等工作······ 这背后,机器人替代人力步步深入。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在2018年超298.2亿美元,其中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超87.4亿美元。在2013-2018年机器人产业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9.7%。 从衡量国家制造业自动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机器人密度(每万名制造业员工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来看,《全球机器人2019》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平均密度为99台,新加坡达到831台,全球最高;其次是韩国774台;德国是338台,日本是327台,美国是217台,中国是140台。 如此来看,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单是工业机器人的密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更不要说,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还将打开更多的空间。 不过,随着机器人对人的替代日益广泛,未来人的竞争力,或者说劳动力的竞争力究竟体现在哪里,也将成为一个人们难以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 当2018年1月15日,那位压制了波音长达23年的竞争对手——空中巴士公司(Airbus SE)的销售总监约翰·莱希(John Leahy)正式退休时,波音或许长舒了一口气,认为自己的好时代终于来了。 就连莱希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辞别空客时曾不无担忧、无奈地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打败波音……我们的确尽力了。” 然而,接下来的“剧情”显然出乎双方的预料,莱希悬着的心也可以落地了。 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在5个月内发生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两次坠机事故,共导致346人死亡。 连续的空难之后,各国纷纷停飞737 Max。截至2019年12月,波音737 Max的库存积压高达400架,并在2020年1月全线停产。 2019年,波音被取消的订单量直接超过了购买量,这是三十年来首次;今年1月,波音录得零订单量,是1962年以来首次;今年2月,商用飞机的订单取消数又高于新订单量。 波音已身陷空难事故、新冠疫情和美国国策三大危机。 而在表面的三大冲击波背后,还隐含着做大做强、超级垄断、以利润为中心时代的变局与终结。 而这三大变局,并非只是波音面临的问题,也在给所有的企业敲响警钟。 面对划时代性的大变局,那些有前瞻、有战略的企业更有可能扛过去、走更远。 至少从总统任期的角度看,普京看起来真的要成为“大帝”了。 原本,在今年初,普京向议会发表的2020年度国情咨文中建议修改宪法时,人们还猜测这是普京为退位后设计的政治安排。 毕竟,该建议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总统权力、增加议会权力,同时提高某些咨询机构的权力地位。 随后,普京在圣彼得堡与二战老兵座谈时也再次表示,不会走苏联终身制的老路。他认为,终身制没有提供最高权力转换的必由之路,这是苏联国家落后、体制僵化的重要原因。 这更强化了人们的上述猜测——普京终于要告别那个权力宝座了。 然而,峰回路转。 现实经常超过编剧的想象。 3月11日,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先后在议会下院(国家杜马)和议会上院(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高票通过。这项新的修正案包含着一项让人们颇感意外的关键条款,该条款规定待新宪法生效后现任总统的任期归零。 这意味着普京仍可以参加2024年及2030年的俄联邦总统大选。 在3月10日出席国家杜马发表的讲话中,普京虽然仍不赞成取消总统任期次数限制,却并未反对将现任总统任期归零的提议,而是强调该提议需要经过宪法法院和全民公投的批准。 一些人难免感慨,普京晚节不保。 毕竟,作为一个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最低门槛,进入了民主国家行列的国家,普京在总统位置上的反复折腾是与民主政治理念相背离的。 实际上,与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相悖的不单普京一人,印度总理莫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表现出与西方民主某些“格格不入”的风格。 这背后,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并非是任何个人的个性使然,而是隐含着特殊民主国家强人的必然宿命。 换言之,不成熟的民主诞生着不成熟的强人。
选题研讨会的详细、深度分析研判将发布于福卡智库内部研究报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