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注定不同以往。
“十四五”尚未开局,“百年一遇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接踵而至,无论是国际背景,还是产业发展,或是区域经济,以及商业模式、社会治理,都面临着大拐点、大切换。
面向“十四五”,如何把握形势变化,做好规划,有效推动相关工作落实?
针对客户面临的问题和困惑,福卡智库决策咨询中心组织研讨,重点针对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面向“十四五”,当下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普遍感觉,形势变化大、变化快;另一方面,落实到具体工作层面,人们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路径依赖,继续回到以往的套路上思考问题。 出现这种状况,根本上是对形势的变化缺乏清晰、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对形势的变化还主要停留在感觉层面,而没有深化到思想认知层面。 实际上,在拐点时代,世界早已呈现跳跃性、颠覆性、革命性的发展态势,其发展逻辑已由自我递延为主变成外部变量为主,未来引领权重日益加大。 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变局与危机叠加,这意味着从经济到社会都面临根本性切换,以往以经济建设或发展经济为中心,将难以适应“十四五”时期的要求。 因此,从政府到机构、企业,要适应危机与变化叠加 的时代,职能部门的设置与职责、组织建制与组织功能都需要进行调整。 在这一层面上,如何平衡好历史的延续与未来发展的要求之间的权重,以新思维、新思路引领规划,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直接决定着今后各方在“十四五”的站位。 21世纪最受全球瞩目的,除了美国的高科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率从1949年仅10.64%增长到19.99%用了30年,再增长10%花了20年,1999年后仅10年暴增15.7%,2009年到2019年十年增长14.01%,到2019年城市化率已突破60%。若按新世纪以来年均1%的增速发展,2035年中国城市化率也将达75%左右。未来城市将成为人口主要承载地。 不过,虽然城市化率仍在直线增长,但城市化发展方式却不是线性前进。 2016年起,国家层面开始大力推动特色小镇发展,当年住建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涉及32省份共127个特色小镇。 不过,近两年,特色小镇的发展势头明显减弱。 取而代之,国家层面推动都市圈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建设,先后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已有9个国家级城市群获批。 不可否认,都市圈、超大都市圈吻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发展没有回程票,本次疫情已经暴露了都市圈、超大都市圈的软肋,“十四五”期间,都市圈、超大都市圈的问题也将不断暴露,如缺乏应对预案和相应的安排,恐将显露出都市圈发展中隐藏的“狰狞面目”。 如此,“十四五”时期,要避免后遗症,实现城市化有序有效发展,都市圈、超级都市圈都面临版本升级,进入网格化发展新阶段。那些能够匹配这一阶段发展特征的城市更容易脱颖而出。 至于特色小镇,其发展更需要摆脱乡村思维和视角,体现市场与政府的协调统一。 无论是政府推动产业发展,还是城市、企业进行产业布局,把握产业发展新趋势,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发展中抢占先机。 从产业发展大格局来看,产业变局的根本点是奇点——各行各业的界面日益模糊,所有以往那些定性概念:虚拟、实体、制造业、生产、服务、一二三产等都将消失,重组于奇点时代,进而产生奇点时代的“吸血鬼”与“僵尸”。 由此,在产业奇点变局中会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是踩在时代趋势上,比如当年BATJ等碰巧赶上了分享“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格式化世界的奇点红利,急速发展; 第二种是感觉到时代趋势却有缘无分,只能随波逐流、被动跟随、被动横盘,以致在变局中逐渐边缘化; 第三种是固执己见、不愿创新,对奇点看不懂、不作为、难调整,比如柯达、诺基亚等,最终只能坠落于急速发展的时代,沦为“僵尸”。
针对上述问题,决策咨询中心通过深入研讨,进一步明确思路和方向,为后续相关课题的研究和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