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从增长替代到灾后振兴

疫情之下，消费首当其冲。

1至2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8.7个百分点。

其中，汽车销售额同比下降37%，家具下降33.5%，建材下降30.5%，家电下降30%，住宿、餐饮、美容美发、大型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行业和业态客流大幅下降。

随着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控制，恢复生产、消费成为当下的头等大事。

为此，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促消费19条”，一些地方政府则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等以促动消费。

比如南京，除了领导干部带头消费、带头“逛吃”，还面向市民和困难群体发放总额3.18亿元、共计七大类的消费券。

浙江则将推出“10亿文旅消费券”和“1亿元大红包”大放送活动，以恢复和提振文旅市场消费。

河北省制定出台《2020年扩大消费10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实施体育消费券补贴政策，扩大健身人群规模。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中国刚刚拉开序幕的大消费时代打回到“消费券时代”，从消费升级变成了隔离消费。

接下来，消费将会如何演变？

不少分析认为，疫情过后，将迎来“报复性消费”。

且不论“报复性消费”的条件是否具备，如果接下来依然延续既往的粗放型消费路线，由消费导致的资源、环保压力等问题只会变本加厉。

这与中国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也是相背离的。

五年规划从三年行动计划到灾后振兴

“十四五”尚未开局，百年一遇大变局和大危机接踵而至。

”十四五“规划到底如何做？

近年来，各地五年规划的常态就是一到五年的中期就调整，用三年行动计划替代五年规划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做法。

除了领导任期因素，五年规划一到中期就调整，本身也暗含着规划本身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那么，面向“十四五”，国内外的环境更趋复杂，再沿用以往的思维和套路做规划，恐怕更加难以应对形势的变化。

实际上，本次疫情的爆发，本身就暴露了以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弊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双中心切换。

在这种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更需要从灾后振兴的角度，对以往的思路和套路进行调整，实现中国模式的再出发。

土地审批改革：把责任与机会同时下放

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下放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

审批权下放的范围分为两类，一类是“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全国下放），一类是“永久基本农田”（8个试点省市下放，试点时间1年）。

审批角色由国务院授权下放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也就是说，以后不论是永久基本农田还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事项全部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手续、流程、审批时间都大大缩减。

目前这个《决定》将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这8个试点城市实行，期限为1年。

对于该政策，社会上有种担心，即该政策“鼓励省级中心城市扩张”、“鼓励土地财政”、“鼓励房地产业发展”，再次驱动城市特别是省级中心城市重回“蔓延扩张”老路。

毫无疑问，中国房地产市场政策市的特征，决定了土地审批权的下放对房地产市场是个利好。

在疫情的大背景下，稳定房地产市场是稳定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毕竟，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仍占较大权重，2019年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6%。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土地审批权下放的同时，责任与机会也同时下放给地方，是带着刹车踩油门。

这也意味着，在相关责任约束下，地方也很难重复以前“蔓延扩张”的老路。

医改最高境界就是“复合体”

此次疫情，公立医院站到了聚光灯下，而私立医院则成了舆论的众矢之的。

这似乎也给多年来医疗体系中的公立、私立之争、“公益性优先”还是“市场化优先”指明了方向。

毕竟，占比超过半壁江山的民营医院，不仅在本次对抗疫情中总体处于缺席状态，且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都几乎不见踪影。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医院中，公立医院12032个，民营医院20977个，民营医院占比高达63.5%。

中国非公立医疗协会2月初公布的一份通知称，有63家医院的899名医护人员向协会报名请战，按手印，写请战书要求支援湖北。

这个数字仅占援助湖北的4.26万医护人员（346支医疗队）的2%。

因此，现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倾向是，应大力发展公立医院而不是民营医院。

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呢？

根本上，就是在以往的轨道上发展公立医院，有诸多难以化解的矛盾。

因此，今后的医疗改革并不简单是发展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化解医疗体系存在的矛盾。

实际上，以往医改的一大问题就是借市场化的名义走了伪市场化的道路，医院的公益性与市场化的界面远没有厘清。

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市场化的实现，结果就在“以药养医”、“以技养医”的扭曲中，衍生出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等矛盾。

在常态的医疗背景下，简单地用使命感、责任感、医者仁心来要求医生、医院，其结果要么是医务人员的流失、短缺，要么是医患矛盾成为解不开的死结。

医院本身既具有公益属性，也有市场属性，因此，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改革的方向就在于同时更好地体现这两种属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病毒无国界，处置有国界——阻击疫情能否道不同

病毒无国界，疫情大流行。

然而，在应对疫情上，却有国别之差。

尽管有中国的经验教训在先，但在意识形态、政治因素等影响下，在隔离病毒方面，西方社会在最初阶段更愿意和中国“保持距离”。

比如英国就祭出了群体免疫力。

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在英国广播电台(BBC)采访节目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努力降低峰值或延缓峰值，而不是完全抑制峰值。当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轻微症状，就会建立某种群体免疫力，使更多人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这样我们就能减少传播，同时有能力保护那些最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人。这些是我们需要做的。”

但随着疫情在英国加速扩散，约翰逊政府也不得不转对应对措施，出台“社交禁令”，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人际接触和旅行，并关闭中小学等。

同时，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也被妖魔化。

比如《纽约时报》对中国和意大利封城就进行了双标式的评价，把中国封城说成是侵犯人权，“给人们的生计和自由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却把意大利封城说成是自我牺牲，“为遏制欧洲最严重的冠状病毒爆发而甘冒经济风险。”

同样，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曾发表言论，称丹麦人爱自由，要求戴口罩和隔离人群是在侵犯人权，丹麦政府绝对不会强制民众戴口罩，更不会封锁城市、隔离人群。

但在病毒面前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于3月12日决定关闭所有学校；从3月14日12时-4月13日实施边境管控，出入境客运航空、轮渡和铁路运输将全部或部分关闭，同时称此举是为“保障人权”。

事实上，尽管由于文化差异，尤其是制度差异，对疫情处置方式的差异无法回避。

然而，病毒从来不问出处、不问制度与种族，疫情死人的方式和程度会有不同，但阻击病毒的根本方法是普世的。

处置疫情的不同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从而也会加快国际格局的变化。

日俄修宪“两条道”

日本和俄罗斯几乎同时发力修宪。

今年1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自民党集会上表示“修宪是历史使命”，呼吁自民党举全党之力实现修宪。

1月15日，普京向俄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对宪法基本法进行修订；3月11日《俄罗斯联邦宪法》修正案草案在俄议会两院（俄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获通过；3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俄联邦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将提交至俄联邦宪法法院审议合法性。按照计划，俄宪法修正案全民投票将于4月22日举行。

日俄两国虽然同时加快修宪的步伐，但要化解的问题却大不同。

俄罗斯修宪重在化解内部问题，而日本修宪重在化解外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