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银行转型的未来是成为一个形态上不分线上线下，业务模式内嵌入中国金融体系转型当中的新金融形态。

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冲击，银行业也不例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面对下行压力，央行货币政策更加宽松，今年2月LPR利率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下行而存款利率居高不下，导致银行净息差收窄。

而当下疫情仍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全球股市遭遇“熔断潮”，随之而来的是主要经济体纷纷降息，美联储直接回到“零利率”时代，后续LPR利率仍有再下调的趋势，势必进一步传导至银行净息差。

此外，疫情期间，广大中小微企业受影响较大，尤其是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短期将拖累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为恢复经济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银行领域的金融风险有可能成为疫情过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点。

其中，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主要金融支持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比大型银行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再看A股上市银行2019年度经营情况，据统计，截至3月18日，A股36家上市银行已有24家银行披露业绩快报，包括7家股份行，10家城商行，7家农商行，其中平安银行已披露年报。

整体来看，24家上市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改善，盈利能力稳健增长，其中19家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10%，占比达八成；19家银行的不良率在下降，占比同样达到了八成。

从这份成绩单来看，银行业去年的日子似乎过得还不错。

然而，在这份成绩单背后，银行转型压力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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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压力逼仄

事实上，尽管银行业利润依然在增长，但“银行利润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转型压力不断增大。

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单边主义加剧，而国内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金融防风险又持续推进，由此导致的阵痛期和周期底部的徘徊让许多行业“如履薄冰”，银行业也在内外部压力中饱受挤压。

具体而言，外有中美博弈考验着银行业的经营与抗风险能力。

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通过信用风险渠道对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产生影响，银行的低风险偏好状态难以完成切换，进而实体与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得不到有效建立。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温，使得我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金融开放按下“快车键”将加速中国金融业竞争格局重塑。

内有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转型压力。

伴随着经济转型，投资增速逐步下行至10%以下，过去因高投资增速带来的旺盛融资需求减退，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随之明显放缓，更重要的是由于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替代的上升，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依靠息差、对公业务的银行盈利能力在明显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第四次金融危机阴霾弥漫。

福卡曾指出，第四次金融危机在2019年全面地进入第二阶段，表现在中国，以危机延伸到金融牌照的垄断领域为标志（详见《全球债务创纪录！金融危机将再次爆发？》）。

去年，以5月24日包商银行被建设银行托管为标志，危机无所顾忌地蔓延到中小银行。要知道，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基石，仅从数量看，全国1600家多家中小银行就占总持牌金融机构数量的32%。

一旦出现危机，不仅将加剧整个金融市场的恐慌性，而且受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将引爆整体金融大崩盘。

 02

银行的腾挪

事实上，银行也开启了自救。

早前，为了应对流动性紧缺，做大盈利空间，银行业玩起了表内转表外的游戏，自金融去杠杆全面开启，银行表外业务受限后，银行又忙着将资产从“表外”回流“表内”，扩大贷款增速。

根据国盛证券统计，截至2019年6月末，上市银行170万亿元总资产中，贷款规模占比54.6%，较2019年3月末增长2.3%，快于总资产增速。但随着供给侧改革，实体企业大洗牌，相关产业风险都压在了银行。

可见，表内表外资产重组治标不治本，反而积累了更大的风险。

此外，面对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釜底抽薪，银行也开始打开科技赋能的窗口。

过去几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一度对传统银行造成严重的冲击，然而，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蚕食远不止于存贷汇，以阿里、腾讯、亚马逊为代表的领先企业正在将触角从其核心的非金融领域向支付、信贷、财富管理、征信等所有金融相关领域延伸。

“金融服务无处不在，但就是不在银行网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如果银行继续“画地为牢”，将会在未来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空间，成为“消失的银行”。

所幸金融科技依然是一种工具，可假手于竞争对手，也可操之于己。

随着监管机构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及产品的监管，互联网金融开始转型和传统银行深入合作：建设银行与阿里和蚂蚁金服、京东与工商银行、百度与农业银行、腾讯与中国银行和华夏银行，均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意味着数字化生态圈为银行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

去年以来，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被广泛提及。据统计，目前有85％的银行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战略重点。

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很多银行要么依赖以往经验决策的惯性，盲目跟风，要么受制于组织变革动力不足，施展不开拳脚。

于是，从锦州银行、包商银行等“纸包不住火”的风险问题，到“零售之王”的呐喊与自我批评，银行人的忧虑越发严重，转型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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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线上线下

那么，银行到底该怎么转？

根本上在于线上线下、融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其一，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金融脱媒，商业银行服务要打通线上线下，不再限于发生金融交易的物理场所，打造无所不在、可以嵌入任何场景的金融服务。

事实上，这次疫情给银行线上业务带来发展机遇，比如针对疫情期间人员自由流动受限，各家银行加大了线上办理业务的宣传力度，依托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进一步完善了线上服务系统，客户足不出户可办理银行对公、对私的大部分业务。

此外，3月5日，全国工商联会同多家行业协会，与网商银行等共同发起“无接触贷款”（即在线申请、无需人工接触的数字贷款方式）助微计划，在半年内全力支持全国约1000万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户等复工复产，打赢经济仗。

一时间，100家银行迅速集结加入计划，既有政策性银行、六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也有来自各地的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数字信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的冲击减少2.57%。而网商银行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据统计，疫情期间，进行“无接触贷款”的小店，在2月底就已经成功实现回暖，单日流水相比节前日常水平，实现了46%的增长。

把“无接触贷款”直接送到小微企业主的手机上，无疑能有效解决小微贷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而银行则是在满足融资需求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当然这背后是银行持续的开放创新，通过改造组织功能的弹性和韧性去拥抱科技的变革。

 04

创造直接金融模式

其二，中国金融大变局倒逼银行业创新业务模式。商业银行另外一种应对金融脱媒的方法，则是另辟蹊径——创造直接金融模式。

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不仅否定了“金融自由化思潮”对中国金融业的主导，而且确立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堪比“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金融大变局的开启。

但问题是，中国金融太非典。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的半道上转向而来，金融从开始更多的是管控式、政策式的推动发展，于是乎股市为国企帮困、频现政策行情，中国银行等上市股份行也难免政治任务加身。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不可能走西方证券市场融资、商业银行转投资银行，进而服务实体经济的经典道路。

如果说当下金融分裂根本在于政府与市场“二人转”的错位，未来也可通过两股力量相互协调、叠加下实现“化腐朽为神奇”，这反倒为金融开启了一条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非典道路，即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未来仍要靠资本化、基金化突围。

显然，银行靠存贷差谋利的业务模式已然不再适用，须在金融大变局中重新找准新站位——将从单纯靠存贷差谋利的中介，转向以服务于产业为导向变金融为资本的综合性平台，平台中可搭载产业保障基金形式、类SDR等多形式载体鼓励新兴产业发展。

不仅融通各类资源，如发展类SDR模式，用“会员单位”少份额的资本撬动平台更大的资本；与此同时，银行自身功能也要泛投行化，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去入局高新产业充当“天使”，让宝贵的资本实现更有效的配置。

综合而言，银行这一平台将成为支点，改变金融“孤岛式”能量释放方式，形成相融相通的多维网络结构，进而从单纯的资金融通转向释放金融服务能量，走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中间道路。

综上，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以及新时代对间接融资发起的挑战既将银行业置于变革的风口，也为银行转型打开了一个通道。

新旧范式的更替，要求银行“跳出金融办金融”，不断挑战新的“金融边界”。银行转型的未来是成为一个形态上不分线上线下，业务模式内嵌入中国金融体系转型当中的新金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