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城市的发展已由协同向高质量分化变轨，“极化”的经典城市、异军突起的非传统城市与高质量的小城市“三足鼎立”趋势明显，并且未来仍将继续演化。

疫情冲击下各地“抢人大战”更加猛烈：

2020年3月20日，苏州公开调整后的人才落户政策，新政实现本科学历直接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同时，大专学历落户，原来缴纳社保满两年的要求拟放宽到6个月；

3月18日，佛山发布人才新政：具有中专学历或大专学历证书的人才可申领优粤佛山卡T卡，即非本市户籍人才享受佛山市户籍人口购房政策；

 3月16日，广州低调地放宽了白云区的限购，只要工作一年+大专学历，就能在白云区的江高、人和、太和、钟落潭四个镇直接落户购房；

2月15日，湖南衡阳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对非“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一次性购房补贴5万元；

2月24日，杭州出台了落实“人才生态37条”的补充意见，不仅提高了对高层次人才的购房补贴，给予顶尖人才提供最高800万元的购房补贴。

为了能够留住“抢”来的人，城市间的“抢产业大战”也早就拉开序幕，包括集成电路、显示面板、医药用品、互联网等中高端产业，比如2019年，苏州的华为研究所将打造成华为全球最大的计算云实验室，微软、苹果也将在苏州建设新的研究中心；合肥拥有全国最大的京东方工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半导体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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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发展困境

无论是“抢人”、“抢产业”还是大兴土木，背后蕴含的都是城市陷入发展困境的焦虑。

大中型城市想更进一步，跻身前列；小城市则急于摆脱因发达地区的虹吸而日渐萎缩的命运。

从历史来看，城市规模的确随着产业迭代线性扩张，从农业的村镇到工业的大中型城市，进而演化至信息智能时代的超大城市。

然而，城市是同时由多个复杂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盲目扩张弊大于利。

其一，争抢人口看似捷径，实则“大坑”。

相较于“养人”需要20年，“抢”似乎能一步到位，拿来就能用。但其实，短期内人口大量涌入，会带来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更多负担。

比如2018年，西安落户突破40万人，并计划于2020年底实现主城区人口规模1000万，随之而来的是2019年教育方面计划新建、扩建175所中小学与幼儿园，新增10.08万个学位。

其二，城市间贴身肉搏会加剧同质化冲突。

从各城市吸引人才的政策来看，都要“数量”、“层次”；而从产业角度，比如天津、重庆、南京和西安，尽管区位、条件千差万别，却都想“一把抓”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行业。

且不说能不能做成，高度重叠的布局势必会把城市导入恶性竞争的内耗轨道。

其三，城市各不相同的软实力被抹平。

网红经济的逻辑下，重庆、西安和成都超越北上广成了“流量三巨头”，仅凭商业资源聚集度一项，新一线城市中成都、重庆分列冠、亚军。

纵观强“网红力”城市，没有一模一样的成长路径，特色的文化、价值观都是在长久历史中积淀而来的。如果因为一味争抢同一赛道上的位置失了特色，反而是得不偿失。

 02

城市发展模式多样化

当下各个城市还都朝着同一方向挤，但殊不知，城市的发展模式早已不是“华山一条道”。

第一，大城市的经典模式是由城市向都市圈的规模化质变。

20年前，我就知识经济与城市战略话题与未来学家托夫勒展开了对话，托夫勒认为，到21世纪中叶，一些地区性的“科技极地”将伴随着科技崛起。这句话在“非典”的中国只对了一半。

一方面，高科技企业的新技术应用的确让孤岛型城市成为可能。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将由互联网代替公路、铁路，地理空间将让位于虚拟空间。

比如阿里云的城市大脑建设让城市服务智能化，在杭州实现了治病就医“最多付一次”、停车可以“先离场后付费”，在无形中改善规划上的资源浪费，为城市承载扩容，缓解了向外扩张的迫切性。

但另一方面，是与中国体量相匹配的超级枢纽“极化”辐射。

过去大城市“摊大饼”的模式实际上是受经典的平面规划思路限制，人满了就自然往外冒，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外溢地区繁荣，但本质上缺乏规则，并且无法解决“城市病”。

不仅如此，核心城市仍旧是资源要素高地。

而且从伦敦、纽约的发展来看，逆城市化之后是人口、产业再次向城市中心回流。这就意味着，已占有地缘优势（先天位置、后天密度）的大城市如上海，纵向“极化”的超级枢纽才是城市扩容的真正方向。

超级枢纽是城市网络中的超级节点，处在实体（航空、铁路、公路、水路）与虚拟（资本、信息流）的多重叠加态，在虹吸的同时向周边辐射能量，形成“一核心，多节点”的城市群。

这一网络的能量聚集将带来规模大幅增加，据估计，京津冀一体化涉及50余个县级地区，经济整合规模将近1.5亿人，而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则占地约31.7平方公里；勾连增多，机场成群，铁路、公路纵横交错，区域经济由传统的省域经济与行政区划经济转向城市群经济，全国19个城市群用25%的土地聚集了75%的人口，创造了88%的GDP。

第二，非传统城市异军突起。

所谓非传统城市，即基本由人力因素而非历史自然演化形成的人造城，一朝拔地而起。“零基础”之上，谁先树标杆，谁就抢占了发展的先机。

一方面，特殊的成长路径意味着城市功能的极致化。比如靠博彩业立足的世界级全域旅游的范本拉斯维加斯，巨型度假区（mega-resort）极尽奢华，是赌城最鲜明的性格，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围绕旅游展开，年接待游客量约4300万；再看国内，新疆新兴的军垦城市阿拉尔，以生态园林为抓手，试点低碳城市，拥有全国唯一的长绒棉科研所和两个仅有的长绒棉生产基地，棉业生产发达。

另一方面，承载更多政策期待的新城、卫星城，“依附中心城”表象下的独立才是真定位。

一般来说，卫星城与中心城市相距在百公里量级，比如临港距上海市区约75公里，政策铺垫无法弥补地理上的客观阻隔。

若要形成可持续的发展，一是基础配套上的独立，包括医疗、教育、生活、文化娱乐等各方面，比如雄安新区规划中的“城市—组团—社区”三级公共服务体系，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全覆盖，以及“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的生态之城；

二是产业上的独立，比如武汉光谷在2019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0.8%，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2.9%，规模增长带动大光谷继续东扩，引领“1+8城市圈”。

第三，胡焕庸线以西的城市以高质量的个性化解“边缘化”危机。

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大型城市扩张的是不可避免的小城市衰落，既有如鹤岗、大庆等资源枯竭型，也有如鞍山、抚顺等产业变迁型，还有如齐齐哈尔、呼伦贝尔等地理偏远型。

对这些城市来说，生态、资源、交通等限制无法忽略，从根本上否定了复刻经典大城市搞扩张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将是个性化的高质量增长。

其一，由增量向存量转型，拥抱“小而美”。

比如上世纪前半叶贡献全美近20%钢铁产量、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扬斯敦，在钢厂倒闭潮之后，放弃了重回17万人口的尝试，转而将废弃的土地转化为绿色空间，新的社区规划不仅改善了存量人口居住环境，还吸引了科技创业者和新兴医疗产业布局。

其二，产业精品化，可以“靠山吃山”。

轻量级产业同样蕴含大收益，比如卢森堡的金融业在2018年贡献了25%的GDP；摩纳哥依靠旅游、博彩和银行业及配套的低税收和高安全，成为全球人均GDP首位；达沃斯小镇的冬季体育和会议产业则为其打开了全球知名度。

自然生态也可能是体验经济外的产业摇篮，比如贵州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优质的水环境和凉爽的空气就成了布局大数据产业突出性的优势。

其三，规划抗风险的弹性。

小城市的规模让全局弹性规划更易操作，并且在与自然生态联系更紧密的地区，对极端事件的抗风险能力尤为重要。

比如，西班牙阿维莱斯通过完善大型公共空间建设智慧城市系统，增强城市生态功能、工程系统稳固性，并且建立了个人与政府的协商渠道，参与城市管理，反而领先成为了弹性城市的试验田。

 03

未来城市形态

综上可见，城市形态的整体分化趋势实际上来源于城市自身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禀赋。

第一次城市化浪潮由农村变城市，是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而第二次城市化浪潮中，每个城市在原始积累后个性凸显，高质量、差异化的路线逐渐明晰，一味相互模仿没有出路。

并且，以上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未来的城市形态仍将随着人口流动、产业迭代继续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