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席卷全球,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26日9点,国外已确诊病例达到374450,这一数字是中国的4倍多。其中,最严重的意大利确诊数达到74386,美国、西班牙、德国确诊数分别达到,65285、47610、35371。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西方的不同反应和应对措施,不仅折射了文化、制度差异,也暗含世界格局的变化。
疫情向西方扩散的初期,尽管有中国的经验教训在先,但在意识形态、政治等因素作祟下,西方应对疫情的水平(不力和滞缓)堪比当初湖北某些领导的水平。
在把隔离、封城视为侵犯人权和自由的思想意识形态下,西方各国初期普遍对疫情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疫情刚开始,英国推出爱国洗手法——“洗手的时候把国歌完整地唱一遍,国歌结束的时候正好洗手结束。只要你用这个方法,就不用戴口罩。不信你看,我们首相鲍里斯开记者会的时候不也没戴口罩吗?”
随着疫情加重,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称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危机”,他强调将新冠病毒与季节性流感相比较是错误的。他说道:“我必须对你们和英国公众说实话,将有更多人死去,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将会痛失亲人。”
尽管如此,约翰逊并未宣布采取更进一步的严格措施,比如关闭学校和禁止大规模集会等。3月12日还举行了欧冠联赛马德里竞技VS利物浦比赛,有将近3000名西班牙马德里球迷涌入英国,而西班牙是欧洲的重灾区。
丹麦首相更是声称,戴口罩是限制人权,丹麦政府不提倡本国公民戴口罩,更不会封城,因为这违反人权、违背自由精神,丹麦绝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美国的表现同样不在线。2月25日-28日,特朗普连续几天在公开讲话时表示,“我可以代表美国说我国疫情尚在掌握之中”、“没什么需要恐慌的”、“新冠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新冠病毒是民主党的新骗局”、“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我们有全球最好的专家”。3月5日,特朗普还表示“不握手怎么当政治家”。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还宣称:封城会导致“侵犯人权”,这在美国是“违反宪法”的。
不过,随着疫情成灾,曾经抨击中国“反应过度”的西方,开始尝到了“轻视”和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恶果。在防疫措施上向中国靠拢已不是一个被拒绝的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月10日,意大利全国实施“封城”措施。并且,随着疫情日益深重,意大利一再收紧“封城”措施,延长“封国”时间。除超市、食品店、药房等居民生活必需以及邮政、保险、银行和公共交通继续运营外,全国停止非必要生产活动。
意大利几个主要大区继续升级隔离管控措施,纷纷出台更为严苛的地方防疫法令,防控加码。同时,意大利对中国援意医疗专家组提出的改进意见,几乎照单全收、悉数采纳。
3月10日,特朗普终于改口,称“大家要保持警惕,小心点”,但同时强调“我们在抗疫方面做得很好,不要慌”。
随着疫情的爆发,3月13日,特朗普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分享给美国的数据和应对经验非常有帮助,美国也正在和中国专家全力合作。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如果你生病了,或者身体不适,在家待着,我们必须把政治放在一边,停止党派之争。”
3月16日,美国旧金山也顾不得“违反宪法”了,宣布“封城”。
曾经宣传“不会那么做”的丹麦也于3月12日全国实施“封城”措施。3月14日,西班牙全国实施“封城”措施。3月18日,比利时全国实施“封城”措施。
澳大利亚3月22日宣布,立即建议民众取消在澳境内所有“非必需”旅行,强化实施“社交疏远规定”措施;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21日要求民众实行自我“禁足”,如非“极其必要”应避免外出;
新西兰3月22日宣布,关闭全国所有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健身中心等,在疫情期间营业的餐馆、酒店等须对所有顾客进行入场登记,就餐时人与人之间至少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3月22日德国公布抗疫措施,原则上公共场所禁止两人以上人员聚集、建议民众最大限度减少与家庭成员以外人员接触、公共场所应与他人至少保持1.5米距离、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场所举行聚会、禁止餐馆提供堂食服务、美发店、按摩店等也须关闭。
3月2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新的抗疫措施,要求全民居家隔离,如果有人违反禁令,警察有权实施罚款、驱散聚会等行动。
除了在疫情防控上并没有及时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某些西方国家“争夺”抗灾物资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3月8日德国海关扣留24万个本要运往瑞士的口罩;3月13日,德国再次化身“强盗”,拦截了83万个口罩正运往意大利的口罩,这批口罩是一家意大利企业购买的;此外,德国还没收了美国的一批医疗用品,涉及医用、实验室使用、化学生产时使用的高等级口罩和防护服,以及民用口罩。
3月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欧盟将全面禁止部分医疗防护设备的出口。
美国则忙着说服正在研发新型肺炎疫苗的德国企业CureVac搬至美国,并专门为美国研制疫苗,有声音指出,美国此举或是为了在疫苗研发取得垄断位置。
考虑到西方的文化、制度因素,西方主要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迟缓,有其特殊国情因素,但这与其长期以来在全球居于引领者、示范者,是后发国家学习的对象的地位已然不相匹配。而这并非是偶然性事件或者现象。
事实上,今年2月慕安会的主题“西方缺失”就已经反映了当下西方的困境。
西方缺失,即西方对于世界影响力下降以及西方社会和各国团结程度消减的双重效应。
欧洲精英们对西方缺失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但也认为西方的优势仍在,并非无可救药。
经济危机、难民危机、本土恐怖袭击增多,使得欧洲极右翼力量趁势崛起,波兰和匈牙利等“新欧洲”国家加速了欧盟内部的分裂和撕裂,这些“体系性危机”让欧洲精英们感到沮丧。然而,欧洲精英们对未来欧洲的前途仍抱有希望。
其次,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担忧。
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已达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欧洲精英们陷入对中国崛起既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
再次,欧洲精英对美国的各种政策、做法不满。
美国对欧洲加征巨额关税,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定等被欧洲视为重要外交成果的国际协议,破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激进的中东政策等行为,令欧洲倍感临压力。
此外,特朗普“踩西欧”、“拉东欧”的行为,更是给本就内火旺盛的欧洲,又烧了一把火。
美国高层则认为中国是导致问题的源头。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国务卿蓬佩奥2月15日在慕安会的发言中,都把矛头对准中国。
埃斯珀把中国称为“世界秩序面临的不断上升的威胁”,他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偷走了西方的技术,威胁邻国,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寻求优势”。
对此,学界看法迥异。
有的学者将矛头指向美国,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表示,西方内部的主要矛盾在于特朗普在任的本届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略,该战略让美欧关系实际上处于破裂边缘。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缺失的是信心与孤立主义的崛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3月9日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文章称,“西方缺失”的危险更多地来自我们自己信心的丧失和民粹孤立主义在国内的崛起,而不是中国在外面的崛起。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西方势力退出霸主地位是历史必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认为,美欧在全球推进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价值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
福卡认为,当西方精英将崛起的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时,却忽略了正是西方率先倡导的经济全球化、WTO造成了今天的一切,中国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说是西方的思想、理念与模式被中国很好地吸收、融合、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状态。
事实上,所谓的西方缺失背后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已不愿意再当世界警察来为世界问题买单;欧洲各势力的崛起与撕裂让内部不再铁桶一片,同时,欧洲也不愿再当“次要伙伴”;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势力的崛起正接过西方曾经倡导、如今大有抛弃之意的世界贸易大旗,坚持全球化、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
关于世界格局变化的更多深度分析可参阅《高层内参》中《失去英国、拉拢俄国(上)、(下)——世界步入新三国时代》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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