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半场的野蛮生长中，上海互联网产业生不逢时；那么，如今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整体失落反过来为上海互联网产业大爆发打开了机遇窗口。

上海到底有没有互联网经济，这个问题一直被业界、学界争论不休。

从企业层面来看，曾经辉煌一时的易迅、一号店、新蛋虽诞生于上海，但是如今易迅被腾讯收编，一号店投靠沃尔玛，新蛋跌跌撞撞，唯一能称之为巨头的就是携程。

尽管拼多多、小红书、阅文集团、Bilibili、喜马拉雅、饿了么、B站，大众点评、盒马鲜生、英语流利说被认为是上海互联网新生代，但是，阅文隶属于腾讯，盒马生鲜、饿了么都是阿里战队，大众点评归顺于美团，至于新星拼多多、Bilibili、喜马拉雅等，市值也只能算是第二梯队。

上海真的缺席互联网经济大潮？或者说，互联网经济在上海还没有大到足够拿到台面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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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联网“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殊不知，“上海没有互联网经济”是一个误会。严格而论，中国互联网的主流战场，上海从未缺席，甚至两度领风气之先。

2003年、2004年携程网、盛大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2005年以土豆网为代表的全球最早一批视频网站在上海诞生，还有凡客、易趣网、易迅网、一号店等风起云涌。

5、6年后，又一批明星企业崛起，典型代表就是2011年获超1亿美元天价融资轰动一时的大众点评和在2015年以33.7%市场份额领跑“即时配送”的饿了么。

令人唏嘘的是，上海互联网“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以上种子选手在互联网战役中屡屡折戟，盛大衰退，BAT取而代之，大众点评、饿了么被收购，TMD崛起。以至于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直言，“互联网行业就没有上海公司做得好的”。

究其原因，一，传统领域的强势让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夹缝求生。

从组织形式看，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上世纪90年代又开始引入外资总部经济，形成了国企、外资两强格局，合计生产总值占全市GDP总量的54%，缴纳税金占全市企业税费总量的约66%。

从产业结构看，工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是不可撼动的“三驾马车”，增加值合计19058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58.2%。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新兴产业生存空间受限。

二，上海强调“节操”和“底线”，合规成本太高。

上海太讲规矩，典型如滴滴在2015年为拿下上海“准生证”，不得不砍掉快车与顺风车两大业务来配合上海手机叫车管控。还有针对“为什么上海诞生不了阿里巴巴？”，网友调侃支付宝是难以承受之重，“如果在上海，大概老早就被经侦抓起来了”。

一定意义上，水至清则无鱼，上海的审慎与讲规矩，与强调颠覆一切、打破规则的互联网发展实难契合。

三，“老克勒”文化也对互联网企业发展形成了制约，整个城市的气质与草根的互联网冲撞。

开埠以来历史沉浮形成上海深入骨髓的“老克勒文化”，讲究“卖相”、腔调和生活品质。商业氛围和市民文化一方面强调精致、求稳，最典型的就是办公楼鄙视链文化，陆家嘴的金融机构，静安寺、淮海中路附近的咨询、律所往往是一流人才的首选。

另一方面过于现实、务实，“北京的创业者是演讲家，上来先讲商业模式；上海的创业者是数学家，上来先把账算清楚了”。风险高、回报慢的互联网行业之于上海发达的地产证券等领域，显然毫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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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半场终结

更进一步而言，上海在互联网上半场的失落实际是一个阶段性问题，是中国互联网在一片荒芜中野蛮生长、草莽遍地的发展背景使然。

彼时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了一条非典道路，往往先污染、再治理，先擦边、再洗白。无论是卖假货起家的阿里巴巴，还是至今仍屡屡爆出假医假药丑闻的百度，可以说 BAT的第一桶金都身负“原罪”。

但野蛮打法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如今中国互联网经济强势崛起，与美国两强鼎立，截止到2019年8月21日，全球Top50互联网中有10家来自中国，占比20％，平均成立至上市约为7.5年，远低于整体水平9.2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领域，中国独领风骚。中国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高达6295亿美元，占全球总规模的近35%，同比增速10.8％；而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近五年平均增速高达65.1％，无人望其项背，还催生支付宝、微信两大移动支付巨头，全球用户分别达12亿人、9亿人，同期Paypal不过2.9亿人（2018年数据）。

诸多互联网上半场留下的阴影也彰显着野蛮打法再难适用。

微观层面，互联网背离去中心的初衷，走向中心化。当BATJ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竞争对手的时候，新入局者的机会越来越少。

中观层面，催生产业性逐利，无数企业随风口而生、又随风口而亡，一再重复烧钱、融资、再烧钱的老套路。比较新生代企业（成立时间晚于2007年）与传统互联网企业平均研发强度，美国新生代高2倍之多，中国新生代却低了近50%。

宏观层面，互联网经济同质化为平台模式的比拼，其实质是通过线上渠道扩大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的规模化（即通过网络将餐饮、服装等卖给更多人），本身并不带来高附加值创新。

层层阴霾堆叠终于引爆寒潮，正式宣告互联网上半场的终结。从负债累累的贾跃亭、不堪重负的茅侃侃，再到跪着求生的戴威、黯然离场的罗永浩，这两年互联网新星接连走下神坛，而互联网行业寒意却更甚，到今年连“大厂”们都支撑不住了。

2020年才开启，小米、网易就被报暴力裁员，360日前又被传裁员15%至20%，携程暂缓涨薪、高管降薪，马蜂窝裁员40%，ofo裁员 50%，Keep裁员两三百人，途家民宿、蛋壳公寓、OYO 酒店、苏宁、瓜子二手车都开始降薪裁员，就连实力派阿里、京东、滴滴、美团等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有裁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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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的上海机会

危机之中暗藏转机，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半场的野蛮生长中，上海互联网产业生不逢时，精致、合规的做派被吞没；那么，如今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整体失落反过来却为上海互联网产业大爆发打开了机遇窗口。

一，国际化的金融、科技等要素集聚形成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上海作为重要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汇集全球资金、技术、人才。仅以金融支持为例，即便是在号称“资本寒冬”的2016年上半年，上海泛互联网领域也发生了 344 起投融资事件。还有外资环境下诞生的一帮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如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小红书CTO郄小虎、依图科技首席创新官吕昊都曾是“ex-Googler”，如今正是撑起上海互联网产业的中坚力量。

二，合规审慎锻造契合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在《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全球排名上升32位跃至第46位，其中上海作为样本城市权重高达55%。

规矩带来公平、公平提高效率，在互联网开拓产业深度、区域广度的下半场，上海对守规矩、讲规矩的坚持将给予新的业态足够萌芽和发展的空间。

三，上海精打细算的城市气质与互联网下半场打法不谋而合。

在创投领域资金收紧的情况下，“把账算清楚了”的务实也正中下怀，更何况上海处处讲究的腔调在互联网精细化运作中弥足珍贵。小红书的崛起不正是看中了上海精致的小资趣味，并由此衍生“种草”的业态。

在此背景下，新一拨“沪联网”崛起了，有数量，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强榜单》中，有19家公司来自上海，数量仅次于北京；细分领域还有怪兽充电、康爱公社、掌会小程序、靠谱好物等集体爆发。

有规模，在中国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公司之中，上海如今已占据两席，其中拼多多连超百度、京东已然挤入四强。

更有速度，网站成交金额超千亿元，京东用了10年，淘宝用了5年，拼多多却仅用了3年，趣头条更是刷新纪录，上线10个月即实现了用户从0到600万的增长，27个月后便成功挂牌上市。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互联网经济更大的空间正在酝酿、即将爆发。从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看，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是围绕争夺用户注意力而展开、以实现消费端的规模效益为目的，那么下半场则将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以互联网带动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出新业态，将互联网技术、思维高效地运用到各个产业的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环节中去。

如Fintech的诞生，让金融巨头高盛都想摇身一变为科技公司；再如AI、大数据大规模融入制造、物流等生产环节，连最具工业经济色彩的造车都已化身为互联网巨头们的博弈即为实证。

而扎实的产业根基无疑让上海成为产业互联网量大面广铺开的先锋要地：不仅在高附加值的智能化方面走在前列，拥有325家人工智能重点机构，几乎囊括了计算机视觉、语音语义识别、脑智工程等人工智能全部领域。

而且在传统消费、零售领域也玩出了新花样，盒马生鲜无人零售店、VR体验馆、星巴克咖啡烘焙工坊中的AR应用等不胜枚举。

根据《新一线城市互联网生态指数报告（2019）》，上海在“互联网+生活服务”板块上，超过北京得分全国第一。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短短二十多年里，上海互联网产业春风得意过，也黯然失落过。时过境迁，彼时让上海错失互联网的因素，正成为让上海互联网崛起的撒手锏。

近十年上海执着于“为何出不了马云”，或许如今，是时候追问“上海是否能出下一个阿里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