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2008年的“4万亿”，时隔12年后中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出台“34万亿”，其中5G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独占“新基建”七大领域鳌头。

如果说2019年是5G发展元年，尚因产业大环境不确定、5G技术有待成熟等相对谨慎保守，那么2020年5G作为“新基建”之首的战略地位一旦确定，或一改迟疑进入大投资、大发展。

截至今年2月初，三大运营商共在全国开通5G基站约15.6万个。仅因此疫情就促发5G远程会诊、5G+无人机/车+机器人等火爆，更以5G+超高清视频+VR技术实现了亿万“云监工”。

运营商们无不按下快进键，2019年全国累计开通5G基站超过55万个。照中国通信院预计到2025年仅5G网络建设投资就将达1.2万亿元。

更有专家预估，若5G网络覆盖98%的人口需建400—500万个基站，而因5G为产业互联网服务，基站更稠密，或高达800万乃至1000万个。

难道5G的好日子真的来了？

当下5G投入以三大运营商为主，可实际使用除了8亿网民，主要得益仍是各大网络公司，却在客观上形成运营商为投入方、网络公司为产出方的偏态格局，反倒将收入产出的这笔帐全压在了运营商身上。

通讯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就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国家理应出面协调产业与国家以及各行业之家的利益平衡。

中国在5G和高铁上率先获得突破，就因天然接近大市场、大政府，市场够不着的地方都是靠政府强力支撑的。但这仅仅是前提上的，至多在初级阶段，若要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目前以5G的投入产出结构是难以为继的。

在5G的战略部署上，大市场与大政府的勾兑与重构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产业与行业之间。

本文选摘自《福卡分析（上海）》2020年第12期《关于5G的体制优势与现实盲区——大市场与大政府现实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