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按传统城市发展逻辑看，城市的高楼将无止境地突破天际线；但未料从中长期看，城市发展逻辑生变，超高建筑已被釜底抽薪。

全球摩天大楼看中国，中国摩天大楼看深圳。

截至2019年，深圳300米以上的高楼数量达17座，远超经济中心上海（5座），成为300米以上大楼最多的城市。

上海似乎早已放下对摩天大楼的执念，提出了2020年、2035年要分别守住3185平方公里、3200平方公里的土地红线，即2016-2020年上海年均新增建设用地约12平方公里，而2020-2035年年均新增建设用地只剩下1平方公里；

在守住土地红线的同时，上海还对容积率严格把关，当前对于一般工业用地、转型为研发的用地，容积率上限分别设为2.0、4.0。

一边是深圳式“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一边是上海严格把关的底线控制，超高建筑是否是城市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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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建筑的追逐

对超高建筑的迷恋早已融入人类文明的骨血中，高度即权力，高大建筑历来被作为图腾仰望。高大建筑展示了由上与向下的空间关系，上是抬头仰望，用“高度”来矮化别人；下是一种高度的俯瞰，权威的意象。

历史中，从埃及金字塔，到哥特式大教堂，再到中国万里长城，每个文明都借巨型建筑作为权力的最高隐喻。正如解构主义鼻祖德里达所言，“建筑总体上凝聚了对于一个社会的所有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诠释”。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急需一种新图腾，去象征现代商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相比GDP等抽象的数据，摩天大楼作为看得见的实体更能丈量经济发展的速度，物理上的高度逐渐演化为城市崛起的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摩天大楼是美国强大的图腾，清朝晚期，游历美国的李鸿章对《纽约时代》记者谈到所见所闻中最惊讶的是“20层或者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大清国和欧洲从未见过这种高楼”。

而到20世纪末，东亚新兴国家从美国手中接过了“摩天大楼竞赛”的接力棒，对摩天大楼上的崇拜更甚。

其中佼佼者当属中国，总量上连续23年稳坐最高产宝座，2018年，全球共新建143栋2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其中中国新建88座，是第二名美国（13座）的近七倍。截至2018年，中国超过200米的高楼已经有686座，占到全球1478座的将近一半。

此外，各个城市还铆着劲儿比“身高”：截至2019年，中国第一高楼是2016年建成的上海中心大厦（632米，世界第二高楼，结构高度为580米）；2010年封顶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高度为440.7米，紧接着第二年深圳京基100就以1.8米之差小胜前者；2008年动工的上海中心大厦规划高度632米，而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欲以近30米之差反超（规划高度660米，建成高度592.5米）。

事实上，从1987年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165.3米）建成算起，“全国最高”平均4年刷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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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楼热的驱动力

不过，区别于传统巨型建筑，现代摩天大楼的意义不止于作为图腾仰望，城市化早已赋予其更现实的意义。

一方面，一旦走上城市化，城市密度的激增是必然，摊大饼的横向运动之后，人类只能开启纵向拓宽。摩天大楼即可向天空要地，又能向地下要空间，占地面积小、容积率大，无疑是缓解城市人口与用地矛盾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摩天大楼本身也发挥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城市化。典型如世界上第一座摩天楼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1885年建成），不仅为城市人口引流，让芝加哥的人口从1875年的29.9万涨至1900年的170万；而且间接成就城市发展一骑绝尘，其制造业在当时美国主要城市的比例占到了71%。

显然，摩天大楼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与必然，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化爆炸式发展早便注定了“万丈高楼平地起”。

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中国仅用了22年。

而城市化率从40%到近60%（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60.6%,首次超过60%的跃迁，中国更将时限缩短至短短15年，其间城镇人口从5.24亿增加到8.31亿，净增3.07亿，相当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四个国家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

在有限的城市物理半径与极速膨胀的城镇人口夹击下，中国摩天大楼狂热自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对于特大城市而言，突破容积率有天然的合理性基础。

如此观之，也难怪深圳盯着超高建筑不放。毕竟深圳经济体量以24221.98亿元居全国第三、常住人口（1302.6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约0.93%，但无奈城市发展物理空间太小（1997.47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02%。

何况深圳从经济特区跃升为先行示范区，不仅具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高自由度，还承载着国家战略意图，人口、资金等要素会继续高密度向深圳集聚，纵向要空间成了必然。

毋庸置疑，按传统城市发展逻辑，在“城市化带来高租金——通过增加高度来追求更高经济效益——高楼的高投资回报推高地价与租金”的循环下，城市的高楼将突破天际线——深圳的今天不仅将成为上海的明天，还是所有城市发展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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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建筑已被釜底抽薪

当超高建筑成为城市普遍寻求的出路，却殊不知高楼的负面效益已经显现。

且不论历史上有“摩天大楼魔咒”揭示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具有“百年病态关联”，现实层面还有诸多维修、改造、安全等方面的居住不便问题，即便是摩天大楼引以为傲的集约也越发站不住脚。

一栋88层的摩天楼每天需投入100万元日常维护费，每年要烧掉4000万元的能源费。事实上，早在1930 年就有研究表明，摩天大楼一旦在63层以上，收益曲线呈下降趋势，管理成本之高、能耗之巨抵消甚至超过节俭用地带来的效益。

更为关键的是，从中长期看，城市发展逻辑生变，超高建筑已被釜底抽薪。

一，“3+1”要素（高速、高铁、航空+互联网）抹平了地域资源禀赋差异。

长期以来，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构成了城市职能、规模的底色，如襟长江、带太湖、控苏南而引浙北的上海，坐落于中国通往世界南大门的广州。

如今在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三大交通网络的串联下，地域间形成互联互通结构，而互联网更是“一网打尽”形成互联互通模式，网络信息的流动会重构人和物质的空间流动。特大城市有形的要素集成、配置能力被弱化。

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解构城市政策特殊性。

近30多年来，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和膨胀不是完全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由市场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更多是在政府不遗余力的主导下，开发建设出来的。

这便导致中国特色的资源倾斜，借着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而腾飞的深圳等都是这个阶段特有的印记。

随着后改革时代“将改革进行到底”，市场与政府将更协调地建设城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此，城市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随之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而当城市相对位差被消解，城市的聚集效应“皮之不存”，那些摩天大楼之“毛又将焉附”？

三，新经济推动城市形态大变样。

“摩天大楼”是工业经济辉煌印刻建筑的写照，在工业经济思维下，过去城建着力点在于功能的提升，而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城市功能从有形的物质导向无形的精神、体验。

城市功能导向将推动城市形态大变样，建筑形态需要更多个性化、体验性空间，用钢筋水泥基铸就的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将被无情抛弃。

与此同时，一些别具特色的体验性小镇或“反客为主”，为人口、功能、资源导流。类似法国依云小镇从默默无闻发展为旅游疗养胜地、美国硅谷从果园种植的农地转身为高科技创新创业中心的故事也将持续上演。

四，一旦二次城市化全面铺开，当下特大型城市的标杆性意义将逐步消失。

目前中国城市化59.58%的水平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

随着二次城市化进程，一旦城市化比肩西方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的标杆性意义便开始“消失”，毕竟当大家都变为城市，物理意义上的衡量便不再是核心。

就像当初香港作为面向世界的中转站崛起，可如今中国都融入世界了，香港的引领优势自然不再。届时，摩天大楼作为城市实力具象代表的存在意义将被抽离。

人类最早的“摩天大楼”是写进《圣经》的巴别塔，当时耶和华见到人们建造的巴别塔日渐增高，便通过变乱人类的口音、使人们无法相互沟通的方式，让“史上第一楼”成了烂尾楼。

而如果说巴别塔是神权解构了摩天大楼，那么未来人类将主动抽离摩天大楼的存在价值。

轰轰烈烈的“3+1”要素革新、市场化深入、新经济发展及二次城市化趋势将把摩天大楼狠狠抛下。在无尽唏嘘中，城市发展单纯靠“比高”的时代已经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