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风云跌宕起伏，跨国“索赔”案件不断涌现。

这边厢是商业索赔此起彼伏，从苹果与三星在美、英、澳、韩等多国相互起诉索赔，到中粮跨国并购被骗，向荷兰谷物贸易商艰难索赔5亿美元，再到去年737MAX事件后，十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向波音提出预计约40亿元的损失赔偿……

然则，跨国诉讼路漫漫,且不说私下和解需要1—2年左右,一旦打起官司,甚至可能多达数十年。

那边厢是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西方国家却将国家索赔顶在杠头上。纷纷针对中国“搞事情”，尤以美国为代表，先是佛罗里达州一律所要中国政府为所谓“未能完全遏制该病毒”等赔偿数十亿美元；再有美国参众两院引入多项议案，涉及要求向中国索赔；还有议员建议用中国持有的1.0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抵消赔偿。

而英、澳、印也出现向中国提出“索赔”的言论和行为。据《每日邮报》报道，以英国前副首相达米安·格林为首的保守党，希望通过国际法庭向中国追讨3510亿英镑的新冠状病毒赔偿金；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提案让中国割地赔款，但考虑到做不到，于是他建议收回被中国公司租赁的达尔文港和农用耕地，作为疫情的赔款；全印律师协会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申诉，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

很多迹象都在表明，国际舆论上对中国的仇视情绪极其浓厚。

那么，从商业索赔到国家索赔，如何拨开迷雾，看到纷繁复杂国际现象背后的法律曲直?

本文选摘自《福卡分析（上海）》2020年第17期《从商业索赔到国家索赔——有备无患的司法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