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诱发一系列社会变化。

五月下旬以来，美国社会骚乱持续升级，因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游行抗议活动，目前已蔓延至全美近50个州，280个城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不难理解，这背后不仅是民众对于美国长期存在的警察种族歧视性暴力执法的抗议，更反映了自疫情以来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的集中宣泄——疫情加剧了本已长期存在于黑人与白人间的贫富分化。

事实上，自1619年第一批黑奴被带到北美，就开始了黑人奴隶在北美悲惨的命运，虽然到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第二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一直到1870年，黑人男子才获得投票权，再经过近100年，到1964年，总统约翰逊签署《民权法》，取消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政策，自此黑人获得法理上的平等。

尽管如此，美国黑人一直处于事实上的被歧视地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教育、就业等方面，美国黑人都难以享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

黑人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时刻受到失业、贫困、疾病、死亡的威胁。据调查，1970年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白人占9.9%，黑人占41.3%；黑人的失业率一般比白人高三四倍甚至更多，而工资平均水平只有白人的1/2到1/3。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料显示，从2005年至2012年的7年内，美国每年发生400多宗地方警员“合法杀人”事件，平均每天逾1人被杀，当中更有96宗为白人警员枪杀黑人，即平均每周有近两名黑人遭白人警察枪杀，其中18%为21岁以下青少年，高于白人相关比例8.7％。

近日，CNN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警察枪杀嫌犯数量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其中，黑人遭受暴力执法的几率更是白人的4倍。弗洛伊德的悲剧正是这类现象的缩影。

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美国，黑人只占全美人口的13%，每年的犯罪率却占到全美的55%，尽管如此，美国黑人高发的犯罪率与其生存境遇一直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密不可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的报告，2011年美国黑人的贫困率仍然达到27.6%，仍然远高于白人的12.8%，黑人16-24岁青年男性的贫困率为34.5%，为全美贫困率的三倍，黑人儿童的贫困率更是达到38.2%。

这次疫情对非洲裔的冲击也远远高于其他人种。

就疫情死亡率而言，截止到6月1日，美国因为疫情死亡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美国黑人在美国总人口占比约13%，但死亡的非洲裔黑人占比却高达23%。而在密歇根州，非洲裔黑人占总人口的近14%，其中死于新冠肺炎的非洲裔黑人比例接近39%；在路易斯安那州，非洲裔黑人占总人口的近33%，其中死于新冠肺炎的非洲裔黑人比例却高达54%。

就失业率而言，美国劳工部日前指出，美国2020年4月的整体失业率高达14.7%，而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为16.7%，远超平均值，是75年来最高水平。

本就经济条件不如白人的黑人群体，受疫情打击却更大，而更严重的是，疫情之后贫富差距还将扩大。

伴随美联储史无前例的大放水，美股纳斯达克等指数已收复疫情以来全部跌幅，创出历史新高。这种情况下，拥有更多资产以及资产获取能力更强的富人阶层，其财富增加更快，而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工资收入的穷人阶层却很难分享资产增值收益，再加上企业为规避风险，将信贷资金主要投入流动性较好的金融资产而不是扩大生产线，使得就业形势恶化，劳动群体就业更加困难。

然而，疫情只是放大镜或者说加速器，事实上，这次参与游行抗议的主体远远超出了黑人的范畴，很多白人也参与其中，这背后，美国中下层白人的生存境遇实际上总体也是处于下滑状态，这从白人贫困率的上升即可见一斑。1970年美国白人贫困率只占9.9%，到2011年升至12.8%。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总体上的贫富差距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2019年最富有的0.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创近100年来新高，所以说，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与其说他们是为声讨种族歧视而发声，不如说是对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和疫情期间生计焦虑的宣泄。

导致这种状况，究其根本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在美国的过度发展。

现在，美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得美国中下层陷入经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

一些精英人士在研究美国过去60余年的产业变迁后，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C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先发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继而“去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呼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然而，比较一下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化模式就会发现，全球化并不是造成一个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和就业岗位损失的根本原因。198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0%，到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至11%，英国的制造业占比同样大幅下降至10%以下，而在此期间，尽管日本、德国也深度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依然维持在22%和21%的较高水平。

实际上，导致英美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过度，特别是美国，其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即金融占据整个经济的主导地位，金融虹吸一切社会资源，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

正如福卡在内部报告《市场经济信仰崩溃》一文中所分析的，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过剩，20世纪后期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过剩资本与产能无处“宣泄”，从经济形态到思想理论正被市场经济格式化的中国，正适合做“接盘侠”，而美国则凭借其金融比较优势，依赖美元的霸主地位，占据产业链高端，大搞金融业，剪全世界的羊毛，开动印钞机在全世界买买买，生产制造，特别是中低端生产制造则外迁至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本国发展利润较高的金融业，这既吻合所谓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规律，也符合资本的最大利益，但却不断掏空美国制造业的根基。

然而，在这过程中，一边是金融泡沫的积累，金融和债务危机频发；另一边则是金融大亨在市场化、全球化中展现出巨大的财富积累能力，普通民众不但难以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且利益受损。

追根溯源，市场经济越深化，老百姓越被边缘化。因此，只要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极化现象不发生改变，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境遇就不可能改变。

而不只是美国，经济崩溃、政治极化，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共同问题。

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对此，福卡智库认为，资本主义向来是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应对内外压力，其内部还是具有较大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的。那么，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将可能进行哪些探索？更多深入分析可参阅福卡智库内部报告《西方又将迎来新一轮改革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