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高层频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一文中表示，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出席上市公司峰会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更加复杂，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

财政部长刘昆撰文指出，要强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

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这表明，金融防风险依旧是下一年度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年初以来，突发疫情严重影响了国内国际经济正常运转，也增加了新的金融风险和挑战。

一方面，疫情给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经济活动急剧收缩时，货币财政反而必须扩张，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出名义GDP增速10多个百分点，大幅超出原来略高于名义GDP增速的调控目标，导致宏观杠杆率出现较大反弹。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20年9月底，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为270.1%，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依次为44.7%、164%、61.4%，分别比2019年底提高6.4、12.7、5.6个百分点。

虽然疫情期间杠杆率快速提高并非中国独有，各国政府部门为应对疫情采取的一系列救助措施快速推升了政府债务水平，导致各国杠杆率在短期内都快速提高，但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将会积累风险，挤压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

目前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超过了60%，直逼发达国家水平，而在2008年，居民杠杆率还不到20%。即便如此，今年一些地方的房价依然蠢蠢欲动，上涨动能强劲。这种背景下，资金仍有进一步向高风险领域集中的风险。

而据有关机构测算，预计2020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债务率可能会超过97%，接近警戒区间下限；部分省份如东北三省以及部分西部、西南地区省份，债务压力更是偏大。

债务杠杆率的反弹很大程度上会加重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保持高位运行，一季度，因实体经济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存量明显增加，不良率快速反弹。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986亿元；不良贷款率1.91%，上升0.05个百分点。

在疫情冲击下，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

银保监会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影子银行报告》中指出，中国影子银行积累时间长，存量风险较大，相当多金融机构仍然存在规模情结，各类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没有被真正打破，“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尚未真正建立，部分高风险影子银行可能借不当创新卷土重来。

另一方面，面对疫情冲击，发达国家纷纷重回量化宽松，美联储甚至实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向个人和企业直接融资或提供担保，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消耗着美元的信用，同时也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

尤其是当前全球都处在一个负利率的“无人区”，人们的常识以及千百年来金融运行的逻辑和机制被颠覆，整个社会将走向一个没有历史经验的时代，这样的境况下，更容易出现危机和难以预料的风险。

再者，经济全球化经历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各国经济金融早已达到很高的相互依存度，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也多次表现出同频共“震”。

然而，疫情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发盛行，“退群”、“脱钩”、“断链”阴云笼罩，全球贸易合作面临挑战，再加上美国仍不放弃对中国采取打压和遏制战略，世界范围内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势必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受到干扰。

此外，随着金融创新、金融科技的日益兴起，中国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变得前所未有。

虽然科技变革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提升服务效率，但也使金融风险的形态、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科技的野蛮生长容易催生投机套利游戏，比如炒作数字货币“割韭菜”、发行毫无价值的“空气币”、披着“区块链”的外衣传销诈骗，疯狂的比特币从不足1美分炒到2万美元……货币在电子化、数字化、加密化的“三化”创新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投机炒作空间。

再比如第三方支付账户投身各类金融科技领域，而这当中存在着资金期限错配的风险因素，一旦货币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则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挤兑，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在内外部金融风险因素不断放大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也来到了决定未来方向的十字路口。

那么，中国金融业究竟要走哪条路？更多深入分析参见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所著《中国经济2021——开启复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