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没钱不好过，钱多了就好过吗？

2020年，全球主要八大经济体共新增了14万亿美元的货币，约合人民币近100万亿元。

而过去20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了4倍，

欧盟增加了3倍，

日本增加了16倍！

中国也增加了16倍！

发了这么多钱，避免了经济遭受大幅坠落对整个社会的冲击，看起来似乎皆大欢喜，然而，新的问题无可回避地来了。

一方面，对大通胀的担忧如幽灵一般飘荡全球；

另一方面，货币如洪水滚滚流出，却不知道滚向哪里了。

01

世界安全岛看起来也不安全了

以往，作为全球经济头号强国，美国一直担当着世界安全岛的重任，一旦全球经济社会形势不妙，资金都纷纷涌向美国避险。

但如今，美国这个安全岛看起来也不安全了。

2020年美联储史诗级“大放水”虽然给美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却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多个指标显示美股已经处在泡沫期了，而且泡沫还挺大。比如当前美股市场的“巴菲特指标”（美股总市值/美国GDP）已经达到190%，高于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时期峰值，甚至超过了1929年“大萧条”前夕的峰值。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近期也对美股泡沫进行了测算，他表示：“按照我们的衡量标准，泡沫还没有达到2000年的规模，也没达到1929年的规模，但有点像是已经到了半路上。”

另一方面，美国债务高企，截至2021年4月16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高达28.17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13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更糟糕的是，它的债务仍然在加快上升。

这种背景下，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美国通过疯狂印钞把债务转嫁给世界。而靠印钞机套取全世界的财富来养肥自身的挥霍无度和强权霸道，让美国不可避免地滑向信任危机。

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也因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国预算赤字上升而不断遭到削弱。

如此来看，美国也不那么安全了，那么，资金还能去哪里呢？

02

中国能否成为避险资金的“诺亚方舟”？

一年前，也就是2020年一季度，全球资本市场历经惊涛骇浪，相比之下，A股市场波动较小，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抵抗风险能力。一时间，A股能否成为全球资产的避风港成了市场讨论的焦点。

毕竟，全球投资者苦觅“硬核”避险资产，资金如水，总归要有个去处。

从全球来看，能够接纳这部分资金并满足回报需要的市场并不多，中国市场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动性涌向中国市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概率事件。

不过，现实往往不是一条直线。

一年后，来到2021年一季度，由于美国民主党1月出人意料地在参议院取得胜利，为1.9万亿美元（约合12.9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扫清了障碍，从而提高了市场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押注。

在此背景下，一季度，美国主要股指屡创新高，同时由于通胀预期升温，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下52周新高。中国金融市场随之波动。一季度以来，A股市场波动剧烈。

有分析人士认为，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拜登1.9万亿刺激计划实施以及后续可能推出的2万亿基建刺激方案，美债收益率或居高难下，有进一步上行的可能，中美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收窄，因而不排除在某个点位上触发证券投资项下资本快速回流的可能性，成为市场不稳定因素。

那么，中国资本市场到底能否成为避险资金的“诺亚方舟”？

理论上讲中国又面临上世纪80年代世界产业革命之后过剩资本投资方向性问题；当年举国运动般的招商引资解决了所谓全球资本寻找避险市场。

但就现实来看，面临百年一遇的机缘，中国仍显得战略准备不足。

从内部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问题倒逼，导致金融改革相对滞缓。过去，中国金融紧追华尔街脚步，催生了一大批“金融创新”大军，金融“虚胖”一发不可收拾，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痼疾难除。

然而，过度发展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前期的金融扩张堆积起巨大泡沫，在问题倒逼下，中国又不得不开启新一轮金融改革，尤其是随着第四次金融危机逐渐在全球兴风作浪，为了应对危机，又掀起了中国式“去金融”，银行、券商、投行无不风声鹤唳，更别提被高高捧起又重重摔下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典型如P2P行业，短短几年内从“神话”、“奇迹”到土崩瓦解，央行表示P2P平台已于2020年全部清零。在监管部门“能退则退，能关尽关”的强硬监管措施下，P2P在慢性死亡中走向“终点”。

可见，中国金融不是大放，就是大收，总是被问题牵着鼻子走，改革成效也不尽如人意。

放到世界格局来看，在世界金融枢纽的版图上，中国还缺少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

要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必须要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

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港乱自废武功，在2020年3月份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排名全球第5位，较2019年排名下跌2位。

而在2021年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虽然香港排名上升1位，但仍排在上海之下。

显然，社会事件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或影响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澳门虽然早就在享受重要离岸金融市场的待遇，近来在金融领域也动作连连，不仅将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还将成立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但所谓“大香港、小澳门”的事实也客观存在，土地面积只有香港的1/40，人口只有香港的1/10，博彩业独大制约产业结构多元化等，都是澳门所面临的客观限制。

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已具备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较好的基本条件与素质，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世界范围内起步较晚，和国际成熟的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不足一朝一夕内还难以解决。

03

中国留住全球资金的空间

固然，面对百年一遇的机缘，中国准备略显不足，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金融战略空间。

第一，中国已主动刺破金融泡沫。

2016年，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已达8.35%，大大的超过了美国、日本这些金融市场比较成熟的经济体。

是以，中国开始向金融挥起监管的大棒，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扭转“市场原教旨主义”，定下“防控金融风险、金融为实体服务”的总基调，欢欣鼓舞地去赴一场金融改革的盛宴，严控杠杆率、禁止过度期限错配、严禁监管套利等去杠杆行为等一系列严监管政策随之而来。

仅2018年一年，银保监会机关、原银监局及原银监分局，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共开出了超过3800张罚单，涵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各类机构，涉及贷款管理不当、票据业务违规、同业投资违规和理财销售违规等多个领域。

充分显示了中国坚决治理金融乱象沉疴的决心。

第二，充足的金融货币政策空间。

中国是唯一仍保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国家，还有较大的调节空间。财政政策方面，发行特别国债、减税、发行消费券等的空间都大于西方国家。

例如在疫情后，与诸多国家的负利率手段相比，中国央行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尽管中国央行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存款利率仍保持不变。

这使得家庭可以继续从储蓄中赚到一些利息——这与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不一样。

第三，各类要素的搭建方兴未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交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截至2020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601家，还有数万家从事类金融业务的非持牌机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渗透率、保险深度密度和资本市场影响力仍有明显差距。

金融机构种类不丰富，布局不合理，特色不鲜明，“过度竞争”与“服务空白”同时存在，但也代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一系列的股市整治为未来的大牛市做铺垫。

中国股市发展已逾20年，20多年来它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问题市、投机市、政策市的存在又常被人们诟病。

2019年，可谓A股的改革“大年”。从科创板开板到沪伦通开通，再到重组新规落地等一系列重磅事件发生，都将对A股市场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2020年，中国股市更迎来“根本大法”——证券法的重大改革。一旦资本市场改革逐步到位，理论上讲中国股市容得下大牛市。

第五，以债券市场充当外来资金的缓冲垫。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快速设立债券注册发行的“绿色通道”；又及时为企业债券的发行提供便利，延长注册和备案的有效期限，同时减免债券发行的登记、交易和托管方面的有关费用；

还采取多种手段，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种种举措及时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也充分证明了债券市场可以承担外来资金的巨大缓冲。

全球基金仍然看好中国政府债券市场，据银行间债券市场清算所数据，截至2021年2月底，中国大陆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国债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06万亿元人民币。

04

中国留住全球资金的条件

中国有了进一步开放、接纳世界游资的基础，也有推进金融开放的速度和决心。2020年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美国两大资管巨头贝莱德和路博迈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格审批申请。

中国金融市场的持续开放也将为持续吸引外资创造良好条件。

但说到底，疫情终究是一时之困，机遇也是一时之机，长远来看，对于世界资本，中国既要引得来，也要留得下，这离不开方方面面的经济社会基础。

具体如下：

1）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纵观全球，动荡日渐加剧，各国内患频出自顾不暇、新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地区右翼势力崛起、中东及一些地区战火仍频……都在持续向全球输出不安定因素。

尤其是与英美等发达国家以脱欧、脱群等权宜之计维持国内稳定相比，中国“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政治社会稳定是投资环境的最重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对外资就越具吸引力。

2）应对百年一遇疫情的综合国力。

尽管武汉在初期对疫情处置不当，但中国政府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非常有效，为中国在全球疫情迅速蔓延开来之前有效控制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个时间差让中国与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盘面上。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复苏时间的领先给中国吸引外资提供了最重要的机会条件。

3）产业门类齐全世界之最。

中国拥有独立自主而完整的产业体系，抗疫充分展示了中国的产业优势，这从口罩生产上略见一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口罩日产量从1000万只提升到1亿只。

疫情前，中国年产口罩45亿只，占世界53.3%，如今飙升到150亿只，连起来可绕地球170圈。

中国的科技实力也支撑中国抗疫战，用了7天分离毒株，北斗、无人机、大数据等支撑中国两周建起两座医院……日本媒体通过疫情看国家能力，空运是日本的4倍，铁运能力是日本的90倍。

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

4）中国经济增长高位横盘仍有很长的路。

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追进空间；市场化改革导向之下的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力要素的优化整合配置，带动的生产、消费扩张仍将持续；

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发展的“梯度推进”过程中，地域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趋近”本身所引发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带来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张，如此等等。

如果承认这些前景具有相应的“确定性”，那么就可以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具坚实基础，发展仍在继续，中国经济社会列车仍将前行。

5）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切换存有很多空间。

增长速度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高质量发展孕育着巨大的潜在机遇。

近来如火如荼的“新基建”即为典型，以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宏观经济有明显支撑作用。

6）金融市场尚未走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

美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虽然在此道路上有过效仿和迷失，但所幸尚未走到最高阶段，已经率先对金融乱象进行整肃和纠偏，并对资本国际极左路线全面清算，并逐渐回归金融本源。

05

机缘之门已经开启

一边是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加剧，一边是中国巨大的金融战略空间，市场也已到了这一点，全球投资者纷纷看好中国。

早在去年3月1日，摩根士丹利的一份重要研报中就指出，全球资本市场因新冠病毒而动荡，中国将成为“资产避难国”，并将中国股市评级从“持平大盘”上调至“超配”。

而继2020年5月富时罗素决定将A股纳入因子从17.5%提升至25%，2021年3月，富时罗素再次将50只科创板股票纳入富时全球全盘含A股指数，将7只科创板股票纳入富时新兴指数，这是科创板股票首次进入全球指数，预计此举将给科创板带来1亿美元资金的流入。全球经济震荡下，曾经的疫情“震中”中国，突然成为投资者的最佳避风港。

机缘之门已经打开，国家理应对此做好相应的战略预埋，毕竟，中国不仅要有“吃得下的好胃口”，进一步拓宽与规范外资入市的渠道与功能，更要有“能吸收的消化系统”，对于流入的外资合理安排利用，而不是被外资抄底、剪羊毛。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为世界新资本、新游资安家，无法重走华尔街老路——顺着金融内在逻辑一直走到金融衍生崩盘，而是将导入实体经济与科创，以及新经济，创造性地推进金融事业的发展。

过去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引进与利用外资没有选择性，但随着中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在外资利用上必须化被动为主动，让大量外资导入产业发展、科技发展，具体来说，比如让各类产业引导基金公开化、规范化，在这基础上搭建类似股市的基金市场。

既给外资吃下来华投资的“定心丸”，又充分利用其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