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迎来高光时刻，一边是日本家电、汽车远销欧美，一边是超九成国民自认中产，引得傅高义《日本第一》一书横空出世，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

而在日本带动下，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相继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始迅速崛起。

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东亚的奇迹》的报告，把东亚后发经济体所取得的瞩目的经济成就归结为“东亚模式”，这也是第一次，“东亚”与某种经济增长现象挂钩，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主义观念，承认了“政府主导经济转型”的优势。

本以为是东亚走向崭新未来的开始，却没想到仅在4年后，就遭遇现实的当头一棒——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仅泰国在危机期间就损失了1412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论断亚洲的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非灵感”，抹去了东亚奇迹论的最后一点荣光与神秘。

作为曾经的“领头羊”，日本倨傲的心气逐渐在漫长的经济寒冬里消耗殆尽，从“一亿总中流”变成“饱食穷民”，从“昭和男儿”长成“平成死宅”、“令和伪娘”。

日本并非个例，东亚同卷相连。

中国台湾地区“闷世代”现世，践行“奋斗不一定成功，不奋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韩国学子苦于“四当五落”（每天睡4个小时，就接近理想大学，睡5个小时，就会落榜），“社畜”化身“人肉干电池”，年均工作时长一度达3000小时，足以让国内“福报人”汗颜。

而国内则用“打工人”的戏谑诠释不甘，“没进电子厂之前我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今我在厂里上着班，零件和零件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颇为讽刺的是，欧美智商研究发现，东亚人智商在全球最高，成年后大脑容量比白种人平均多1立方英寸；《智力的人种差异：进化分析》中亦指出，东亚人智商平均达到105分，高出欧洲人5分。

但最聪明勤奋的东亚人被锁在地狱级别的奋斗模式里，而欧美人则工作时间短、福利待遇优。

甚至以当下东亚内卷程度来说，根本轮不到拼天赋，“要成功，先发疯，下定决心往前冲”。不过短短二十载，东亚奇迹就变成了东亚诅咒，凝结成一句灵魂拷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还卷不出头？

究其原因：

一，命由天定，地缘禀赋决定论。

东亚版块东临大洋、西靠大山，中间土地富庶，适于维持“高水平均衡”的农耕统治，而农耕文明恰恰与内卷社会相伴而生，毕竟经济增量仅来自人口与土地规模的增加，一旦人口增速超过土地扩张，农业生产便呈现边际递减。

换个角度，内卷本质上就是一种“种地精神”（最大限度地耗尽土地的地力，以求获得产出极限），只要边际效益还没有递减到0，那就提高忍耐力或加倍努力。

二，后发劣势，献祭式追赶论。

东亚三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占有的发展机会和生存资源本就有劣势。欧美发展了几百年才驱动产业枝繁叶茂，如若没有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旧大陆的精英，没有逃避战火躲到美国的全球资本，哪有今日美国的繁荣？

而欧美实现现代化的几百年却被东亚各国压缩至50年内，为了追赶对手，甩开剩下的追赶者，也只能搏命换增长。韩国社会学界便盛行“压缩现代性”概念，直指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里，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先，对增长疯狂追求。

三，模式陷阱，被忽悠瘸了论。

这一观点源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他认为导致内卷化的重要原因是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信奉普鲁士模式，且受儒家科举制度影响过深。

但普鲁士模式初衷不是教育出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易于管理的国民，为工业强国提供原动力；儒家的科举制度，更是以考试为工具，限制了学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而东亚国家之所以强化这种模式，大概源于上文中提到的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希望采用这种类似工厂流水线的模式批量打造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