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始料未及的疫情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掏空”了各国的财政储蓄。各国公共财政平衡状况大幅恶化，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各国税改的决心和步伐。

在各国极力推动下，G7终于在今年就全球税改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将大型跨国企业的最低企业税率统一设为15%，这意味着全球40年减税浪潮的逆转。

OECD(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显示，这一税改行为将为世界各国每年新增约1500亿美元的税收，其中单欧盟公司的税务增收就将超过900亿美元，长期以来通过“避税天堂”进行避税的企业将无从遁形。

这轮税收变局不只针对企业税，个人税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加税矛头直指全球富豪。

拜登一上台，便决定进行大规模税收改革，其中就包括将年收入超100万美元者的资本利得税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39.6%；英国则倡议征收一次性富人税，对超过50万英镑的资产征收5%；而在西班牙超过1070万欧元资产的纳税人征收的最高税率也由2.5%提升至3.5%……

另一方面，一部分中产和低收入人群面临被税负压垮的局面。

以美国为例，年收入位于中位数水平（7万美元）的美国普通中产家庭的税率（14%），以及全美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边际税率（10%），都要远高于美国富人的缴税率（0.1%-3.4%）。

这种状况在中低收入人群面临就业和收入困境条件下，愈发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可以说，上述问题大都是由于市场经济过度发展的失衡导致的。而当下，各国也在有意无意间、自觉不自觉中对自由市场经济过度发展进行纠偏。

为何全球开启加税周期？

在各国财政失衡的情况下，税收变成了财政来源的首选。同时，当前征税体系的异化使得全球贫富差距前所未有的拉大，不得不从税收变革入手。

加税能否化解税赋问题？

一味地强调由减转增或对富人加税等导向，尽管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税率、税收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等问题，但却容易掩盖导致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发展。

中国税赋面临什么样的调整？

变局并非增、减的非此即彼，而将发生在增减结构之间——在保持总税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结构化调整和重心切换。就中国而言，关键点在于如何利用社会经济对市场力量进行对冲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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