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日本政府提出，企业把对一个国家依赖度较高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产能搬回日本，政府将给予补贴，并分别针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提出了相应的补贴标准。

同期，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罗提出，美国政府应为美国企业搬回美国提供一部分税收抵扣，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资本支出成本。

当时，这两条消息在国内引发广泛关注。

虽然就这两条消息的某些细节存在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日两国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依赖之心尤为迫切。

特别是美国，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呼吁制造业回流美国，为此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确实有一些企业在政策推动下选择回流美国。

数据显示，2010年有16家回归，2011年达到64家，2013年飙升到了210家。

此后，特朗普政府以及当下的拜登政府，都在这方面继续着力。

今年6月8日，拜登政府发表了一份逾250页的美国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在被审查的这四个领域（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所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公认的公平贸易惯例”。

这份报告被视为是让美国摆脱对海外供应商依赖，让芯片、锂离子电池与其他关键项目制造回流的第一个具体步骤。

那么，历经十多年，像美国这样步步为营地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成果如何呢？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可以从一个侧面给出答案。

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比重由2012年的22.5%已提高到2020年的近30%。

其中，2020年中国已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高铁等领域的一批高端品牌走向全球。

12月10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宣称的拜登政府计划明年推动一项“强大的经济框架”，深化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国有何评价？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美方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举措，纯属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最终必将以害己告终。

尽管如此，此前就有文章分析认为，制造业回流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且疫情正在加速这个进程；此外，智能化时代也给处于劳动力成本劣势的美国提供了一次回流的机遇。

这一分析不无道理。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认为，在供应链层面，世界正从全球布局转向区域布局；在价值链层面，因全球资本流动、制造业分工和消费市场的分化也开始出现分化和新垄断。

在这种背景下，区域布局将如何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三链”），“三链”重组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中国在“三链”重组中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已经成为从国家到企业层面无法回避的话题，直接决定着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以及企业战略方向，特别是伴随着疫情走向结束，有关问题将日益凸显。

后续会员报告《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新格局》将进行详细分析预判。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