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个人、家庭和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超级人口大国，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口危机”。

一方面，中国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速快。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64亿人，超过日本总人口（1.26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2010—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预计在“十四五”时期，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20%，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八普”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25%，2040年“九普”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0%，2050年“十普”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5%，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另一方面是中国生育率连年下降，少子化加剧。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创1978年以来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增速创1960年以来新低。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数量的预估，中预测假设2020年到2100年的总和生育率介于1.70—1.77，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将下降到10.65亿人；低预测假设2020年到2100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为1.3左右，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84亿人。

而事实上，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的1.5，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接近联合国预测的总和生育率。

根据“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时，会进一步降低，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随着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新一代年轻人观念改变、抚养成本上升等，中国人口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

当老龄化撞上少子化，直接影响就是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倍增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养老金而言，我国目前养老金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简言之，在职年轻人交的养老金发给已退休的老年人。

因此，在职年轻人与退休老年人的结构平衡很关键，平衡好了才能循环下去。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养老金缴纳者减少，而养老金支出增加，社保收支矛盾就将急剧显现。

事实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后下降，2010—2020年16—59岁人口占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减少了4000多万人。

与之相反，伴随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人口寿命不断增加，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2020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其中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7.37岁提高到2015年的79.43岁，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80.88岁。到205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超过85岁。

“七普”数据也显示，中国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提高了0.98个百分点；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13.56%，比2010年上升了1.74个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十普”时，8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超过1亿人！以2020年为例，在职缴费人和退休领取人的赡养比为2.57:1，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376亿元，支出51301亿元，当年收支缺口达6925亿元。

据《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2020年）预测，未来5—10年将产生8万亿—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而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扩大。

从家庭结构来看，近40年中国家庭户规模呈持续下降态势：从1982年的4.41人、1990年的3.96人、2000年的3.44人、2010年的3.10人到2020年的2.62人，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3人以下。其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家庭出现了少子化趋势，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估计在2亿左右。

另一方面是“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成为时代潮流，“三不”年轻人增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出现，目前我国单身人口规模达到2亿多。结婚率日益走低，离婚率逐渐升高也可证明这一点。2013—2020年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1987—2020年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

再加之，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流动范围扩大，家庭成员空间距离变大。在家户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于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家庭变革浪潮，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持续弱化。

如果说上述只是冷冰冰数据，那么真实的现实更为残酷。我国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400万人，预计到2030年和2050年，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分别达6290万人和9600万人，而对失能（无法完成吃饭、穿衣、洗澡、如厕、室内走动、上下床中的至少一项）失智（如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照护压力超乎想象。

平均1位失能老人需要3名家庭成员照护，预期接受照护的平均时长为4—8年，而且是全天候照护，堪称“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六七十岁的低龄老人子女忍受自身病痛、放弃晚年生活，去照顾八九十岁的高龄父母，日复一日地面对走失、失禁、褥疮、暴躁、失忆等各种失能失智症状，身心极度疲劳，照护者与被照护者都处于绝望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在家庭照护群体中，有20%患有忧郁症，65%有抑郁倾向，甚至一些家庭照护者在被绝望击溃的瞬间，亲手结束曾坚定守护的家人的生命。在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2007—2014年间共发生“看护杀人”案件371起，平均每8天发生一起。

医学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曾照顾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妻子10年之久，不无感慨地说道“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中国“未富先老”，没有在养老上做好金钱准备，单凭养老金无力支付市场化的养老服务。

从总量上看，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为34万个，床位817.2万张，其中养老机构3.9万个，床位499.7万张；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0.1万个，床位317.5万张。

从结构上看，缺口与空置床位并存，一边是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另一边民办养老院“一人难求”。

就全国而言，近4万养老院、800多万张床位，只有200多万老人入住，意味着全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只有25%，3/4的床位处于空置状态；就北京而言，近20%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50%，真正“一床难求”、入住率100%的养老机构只有49家，只占10%。

阻挡在面前的墙是支付能力，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远远超过大多数老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毕竟202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在3350元左右。

以北京市为例，如果老人能够自理，大概需要5000元/月的费用，才能排队入住一个普通公办养老院；如果后期出现失能，费用将上涨至1万元。按照这个标准，北京市占70%月总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老人不具备进入养老机构的可能。

房企系、保险系的养老机构费用更为高昂，要实现“养老院自由”，攒够200万元再说。

以泰康养老为例，老人入住有两种方式：缴纳140万—300万元不等的押金，或者购买保险且累计保费超过200万元。在获得“门票”资格后，还需要根据户型缴纳金额不等的房间费（万元以上），以及物业、保洁在内的月费等。更遑论，一个要卖保险，一个要买养老服务的错位。

在险资系看来，养老院不过是面向高净值客户推销大额保单的必要场景；而在消费者看来，养老院服务本身是否过硬才是打动他们付费的根本，看似鸡同鸭讲的销售场景背后是国内多层次养老产品的市场空缺。

不仅如此，一些养老机构一边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打着“投资养老”的旗号玩庞氏骗局；另一边获取政府大量补贴——新建一张养老床位补贴1万元，改建一张床位补贴5000元，运营补贴160元/床/月。

预售型、预租型养老机构暴雷的案例比比皆是：2017年，湖南永州市老年公寓暴雷；2018年，上海大爱城项目暴雷，1940位老人的5.2亿元资金蒸发；同年，上海康乐福养老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9年，湖南爱之心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警方立案调查；2020年，江西中华情老年公寓暴雷；2021年初，湖南益阳养老院暴雷…… 

即便如愿住进了养老院，也并非完全如想象中那么美好，甚至有些触目惊心。在中国巨大的养老需求、低水平的支付能力的结构性困境之下，部分养老院被视作一个收容场所，仅仅是维持着老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已。

全国现有200多万老人住在近4万个养老院内，但是工作人员只有37万人，37万人中真正的护理员仅有20多万人，持证人员仅数万人。平均算下来，一个护理员要照护近10位老人，而且每天面对着“又臭又脏”的工作，以及社会意义上的歧视。

一方面，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也为了保证照护的效率，约束就成为养老院中通行的保护手段。从老人迈进养老院大门那刻起，他们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自由，也许还有尊严。随着身体机能的衰减，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点点缩小，最终被禁锢在一张床上。

另一方面，养老院也是一个残酷的“江湖”，人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处于职业“鄙视链”底端的护工决定了老人将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更令人揪心的是，子女和老人都面临人伦和心理上的挣扎和纠结。

一，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养儿防老”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对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养老是首选，只有无儿无女的鳏寡老人才会在养老院度过余生。因此在去不去养老院的问题上，如处理不好，子女很容易跌落道德的泥潭，背上“不孝”的指责。

二，对老人而言，正如报告文学《老年悲歌》中所写，“无论你年轻时容貌有多么的俊秀，身材有多么的好看，身体有多么的健康，等你老了，而且是正常的老，你必然要经历一段你痛苦无望的时间段，在这个痛苦无望的时间段，每个人都要接受别人的照顾，才能活下去。”

然而，漫长的照护却是一场消磨亲情的拉锯战，双方都高估了孝心的耐用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对“孝道”有一个很现实的评价：“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们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三，独生子女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全方位的爱，但当父母老去，带来资产、时间、情感等交织的拷问。

大量80后、90后与父母身处异地，一边是父母过着空巢老人的生活，“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急难无人知”；另一边是独生子女面临工作中的激烈竞争，随时可能袭来各种父母养老困境，比如“父母突然病倒，该不该放弃工作回老家？”迷茫无助成为他们的常态。

当他们面临重要决策时，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当父母生病需要照顾，可能连个倒班的帮手都没有。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至少有5万个独生子女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

综上所述，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如此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挑战。

对此，中国能否成功破局？敬请关注后续会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