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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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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代购、代吃,万物皆可“代”!非正规经济取缔还是包容?

发布时间:2022-02-05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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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让不认识的人替你吃饭,乍听上去是匪夷所思?而就是这个充满荒诞感的代吃服务,正在成为一门生意。

1月4日,“代吃”话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前五。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日前肯德基和盲盒巨头泡泡玛特推出了联名款盲盒。在“限量发售”、“限地发售”的饥饿营销下,引发了对代吃服务的火热追捧。

“99元代吃接单”、“盲盒归你,肥胖归我”、“专业代吃,绝不浪费”等口号和订单在闲鱼等第三方交易平台上火爆异常,甚至传出了代吃日薪上万的消息。

虽然肯德基在此次事件的被中消协点名批评,但不可忽略的是,代吃服务的市场需求远大于我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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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规经济正构成经济新范式 



其实不仅是代吃,从2019年起,以代购、代驾、代练为首的代经济便已展露头角:

聚会喝酒后,代驾司机送你安全回家;停车位难找,代客泊车让你逛街更方便;想喝网红奶茶,“代买奶茶”的外卖小哥让你愿望成真;外出旅行宠物无人照看,代遛狗服务让你安心外出……

从代驾、代人跑腿等原始形式,到“代人健身”、“代吃代喝”、“代扔垃圾”,再到代朋友圈文案、代叫醒、代相亲等花样“代服务”,“代经济”以更专业和更本土的新业态新模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规模极大。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截止至2021年6月,仅即时配送一项,中国用户规模就已达到4.69亿人。

“代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打破了惯性思维模式,突破了传统机制限制,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新职业的产生。

在疫情期间,基于防控的要求,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量减少,为“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从某种程度上讲,疫情也在倒逼新消费习惯的形成,多种“代经济”形式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从宏观角度来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代服务为首的非正规经济正在构成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范式。

既有夫妻店、个体户、流动摊贩等传统模式,也有代服务、短视频、自由职业等新兴模式,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越来越多。

人社部统计,2020年末城镇就业人员46271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仅34455万人。按非正规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数计算,中国2020年末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数11816万,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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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对非正规经济爱恨两难  



然则,不同国家对待非正规经济的态度大相径庭。

这边是对“非正规经济”除草过度,进行“一刀切”整治,“非正规经济”不断被边缘化。

根据国际标准,非正规经济既包括“没有被现有体制认可、约束与保护的有偿劳动和在创收型企业中的无偿劳动”,也包括“正规经济活动中因无登记等原因而不被计入的有偿劳动”。

换言之,非正规经济不计入GDP,对经济的贡献无法直接表现,这就注定了它在追求GDP发展绩效的中国天然缺乏生存土壤,而且它的“脏乱差、贫困、失业”等形象还被认为有悖于“现代文明”和“世界级”的城市愿景,往往被运动式整改“一刀切”。

如对环保不达标、产能落后的小企业实施土地腾退政策,对小摊小贩、家庭作坊、小商店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城中村进行严格拆违整治等,以致非正规发展中的主体被边缘化,生存基础没有保障,生活压力极大。

那边是对“非正规经济”包容过度,以致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

非正式经济一直是印度经济的常态。在劳动力市场平均每10个人中有约9个人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最近财政部的研究表明,这个数字可能要低一些),各种“非正规”经济占据印度经济活动的近一半,主要包括日工、单人商店和路边理发店,他们以现金经营,不缴税。

近年来,虽然印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缩小非正规经济规模,但莫迪称,广泛的正规化类似于将“一个古老的文明转变为现代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废止货币”便能说明,2016年11月,“废止货币”政策迫使印度人在纸币变成废纸前将大部分现金存放在银行,直接导致86%的纸币突然退出流通,引发了现金危机。

再如扩大税收体系举措,非正规经济受到损失的同时反过来抑制了消费需求,包括对上市公司和其他有组织的企业的产品需求,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从中获益。结果适得其反,才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减速。

不难想象,若是没有了非正规经济,印度就绝对动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不彰显了国家对非正规经济的爱恨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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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规经济的不可替代性 



很显然,对非正规经济采取过度“收”的一刀切模式或任其野蛮生长的过度“放”模式都将是不合时宜的,要么是忽视了非正规经济释放的正效益,要么让非正规经济异化跑偏了,都无益于经济发展,都是未将非正规经济纳入到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视之。

事实上,非正规经济若在合理的管控范围内所释放的经济效能将是无穷的,具体表现在:

其一,看似混沌的“非正规经济”具备无可替代的社会弹性。非正规部门对就业起到了润滑和促进作用。

以滴滴出行平台为例,司机车主与滴滴出行之间没有任何雇佣关系,被看作是非正规就业。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数据显示,滴滴平台网约车司机中,21%是家里唯一的就业人员,12%是退役军人,51.5%是进城务工人员,6.7%是国家重点扶贫人员,他们是滴滴平台服务百姓出行的中坚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就业模式,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形势严峻的当下,非正规就业将是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

若是城乡“非正规经济”都被消灭,那么,建立在“非正规经济”基础上的弹性社会结构便将丧失,社会风险积累加大。

显然,对非正规发展的包容,也是广义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其二,非正规经济是自下而上满足不同层次市场需求的有效补充。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产业链的延伸分化,原有的垂直等级体系被打破,传统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大量减少,越来越多的正规工作通过价值链体系外包,使得以小批量、多品种、零库存、反应快和成本低为主要特征的“柔性专业化”生产模式和以此为基础的“非正规经济”崭露头角,如同毛细血管般将其触角延伸至各个角落,吸纳了被排斥在正规就业渠道之外的非正规就业。

这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不再依赖于上级命令,而是围绕市场和消费者来自主决定,其经营活动、服务方式等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行事。

其三,非正规经济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容小觑。

如今正是互联网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特性,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了肥田沃土,诞生了大量稳定发展的新平台经济组织,且与正规经济之间具有紧密的经济关联,正作用渠道愈加通畅,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的报告显示,在全球最发达的21个经济体中,非正规就业贡献出了14%—16%的GDP。在中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城镇非正规就业对经济总产出的带动作用是城镇正规就业的25%, 其每增长1%可带动GDP增长0.053%。

显然,非正规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具有高度嵌入的作用,是必要存在并将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活动。若把正规经济比作花草,那非正规经济是湿地,没有它,经济系统便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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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掌控管理的平衡点? 



可见,非正规经济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国家经济的有效补充。这就要求政策的拿捏,要在管控与包容支持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创造出一种由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共同构成的经济系统。

一是适度留白:“水至清则无鱼”,有进才有出,给予非正规载体留白空间。

公共政策干预的结果并不一定要从非正规走向正规,而是在充分考虑非正规自身特性、需求和运作规律的“合适的正规化”理念下,给予其自由发展的空间。

以夜经济为例,扫黑除恶风暴一来,夜总会、酒吧会所、桑拿足浴、KTV等娱乐场所,不论黑白是非,均被视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一夜之间都关光了。

要知道,夜市的形成不是招商政策使然,而是市场的自发行为,若是连勾兑都没有就“一刀切”,很可能引发量大面广的负效应。换言之,从市场自发到城市自觉,重在适度留白。

二是守住底线:规划干预沿着“守住安全底线、保障基本功能、提升生活品质”递进。

在保障用电安全、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等公共安全的基础上,确保非正规就业主体的生存保障,再提升生活品质。

比如,北京朝阳区在取缔地下违规居住时,将一个地下室变成了共享艺术客厅——地瓜社区,有阶梯教室、舞蹈室、亲子活动室、健身房等30多个房间,在进行社会包容的基础上营造了活力型社区文化。

三是适度收编:引导与激发其活力,让其效益最大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非正规经济不仅不会消亡,还将长期存在。

一来,非标准就业、新就业形态或将层出不穷。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第四次科技革命到来,更将加速全球就业形态和雇佣关系转型,催生出各式非标准就业、新就业形态。

二来,非正规就业所代表的工作方式愈发趋势化。在中国,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零工就业增长迅速且呈明显上升趋势, 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6年参与零工就业的人数将接近4亿人。

从监管层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先驱性思维在于非正规经济是一种资产而非负债。非正规经济已不再仅限于边缘领域,而是愈发常态化,引导与激发其活力而非制定指标清单的管控,更将顺应时代变革。

在此趋势下,随着规模不断壮大,非正规经济极有可能被收编,被计入官方GDP的增长数据中。

总之,“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在这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年代,非正规就业所带来的经济新形态与就业新形态也不断推陈出新,社会认知需要不断适应。

既要积极包容,更要寻求劳动者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创造一个政府、企业与个人共赢的工作世界,推动一个“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体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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