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蛇口工业园区一声炮响至今，园区就成为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经济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从2005年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立开始，园区经济便逐步成为承载中国区域经济开发以及产业战略部署的核心载体，在土地开发、产业升级、对外出口、技术创新、吸引就业以及城市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区域规划频频“画圈”，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等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犹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呈现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当走进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形式各异的园区招商牌、宣传牌都会出现在城市显眼位置，俨然成为城市必备的“新名片”。但这种“一哄而上”、“万马奔腾”的扩张模式也让各类园区出现了严重过剩的问题。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数据，截至2018年，全国国家级开发区达到552个，省级开发区达到1991个；

智研咨询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各类产业园区数量已超过25000个；国家科技部披露，2008年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仅为54个，到2019年已增长至169个。

（详见《拉动经济增长30%以上，过剩严重！园区发展面临八道坎》）

如果说中国的“显性过剩”在工业产能和房地产，那么“隐性过剩”则在工业园区与科技园区，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最大的过剩就隐藏在园区内。

为什么园区会过剩？

近年来园区政策的强烈导向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园区经济的同构化、同质化等都是造成园区过剩的诱因。

园区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什么难题？

以往，在园区赋予的生态环境下，园区功能可以成为产业、企业的源头活水，避免熵增、实现熵减，推动产业、企业主动“做功”。

但同质化与过剩问题让园区经济难以摆脱“熵增定律”，始终处于耗散状态。

也就是说，产能过剩、低水平竞争、合作缺失等弊端，导致园区“熵在增加，功在流失”。

园区经济如何突破瓶颈？

园区经济若要突破瓶颈、走出同构化过剩的困境，就必须摆脱传统“给地、给房、给政策、给资金”的路径依赖，转向新路径，尤其是园区公共服务平台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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