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各国央行对经济开出的“药方”就是货币刺激。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对比，美国2020年6月份一个月印的钱，比其从建国到登月200多年时间里印的钱还多。
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巨额资金流入市场，在全球开启了一场通胀竞赛：
英国2021年12月CPI同比增长5.4%，创30年来最快增速；德国12月CPI同比增长5.3%，创30年最大涨幅；美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12月CPI同比上涨7%，创近40年来新高。
在美国，过去一年，火腿价格上涨20%，鸡蛋价格上涨近12%，汽油价格上涨50%。货币大放水下，物价应声齐涨，带来的影响却冷热不均。
资本大佬们靠着权益性资产赚得钵盆满盈，绝对贫困人口则有国家救济兜底，这么一看，最惨的居然是处在中间的中产阶层。
2021年，美国占人口比例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总额高达36.2万亿美元，而美国60%的中产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总额只有35.7万亿美元，比那1%的顶尖富人要少。
以前人人羡慕的称谓，如今却是城市中最焦虑的一族：收入不菲，但高压力透支着他们的身体；家底不薄，但高房价吞噬着他们的财富。
《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因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比20年前高出了30%，某些方面甚至翻了一番。
以前人们相信：高学历、好专业、良好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能够让自己过上舒适生活。但如今，很大一部分人入不敷出、不敢生娃、债务缠身。
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挣到的钱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中产阶层俨然成了“中等危险阶层”。
福 卡 智 库 01 全球中产阶层的缩水和衰落
普遍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达到“橄榄形”的理想状态，即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务实，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正因如此，从财富自由、消费品味，到文化领袖、社会稳定器……中产身上被附着了无数美丽而又体面的标签，甚至被赋予一个稳定社会、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但当大家把这项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从数量来看，全球中产阶层的缩水和衰落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经济合作组织报告称，按照收入为全国收入中位数75%—200%的标准统计，在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中，中产阶层规模正在萎缩，年轻一代成为中产阶层也变得日益困难。
婴儿潮一代中，有近70%的人在其2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中产阶层，但是千禧一代仅有约60%的人能在30岁之前成为中产阶层。
疫情之后，中产阶层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大缩水。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到2020年底，全球中产阶层的人口比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预计的人数少5400万人。
从收支结构来看，中产面临财富与负债的“鱼尾曲线”，即财富增长不断趋缓，与之相对的却是节节攀升的负债。
美国企业家罗伯特在其著作《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讲述了拥有高学历、在政府任职的“穷爸爸”，一个美国社会中典型的中产阶层，却常年深陷财务问题的泥沼。这也可以看成如今美国中产者“新穷人化”的一个缩影。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1989—2016年美国的家庭资产增加了58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其中1/3的家庭资产集中在了1%的超富裕阶层手中，中产阶层的收入长期停滞。
不仅如此，1989—2018年，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负债几乎翻了一番。如此一来，充当着社会稳定器的中产自身的稳定性反而每况愈下，“中产跌落”似乎成为随处可见的风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产阶层。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
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他们疯狂工作的写照，工作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
学历、白领这些以往的中产标签已无法带来相应的安全与稳定，连房产也成为中产阶层债务的“纸牌屋”，其财富的背面就是负债。这种摇摇欲坠感让越来越多达到中产收入标准的人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声称自己“被中产”。
福 卡 智 库 02 货币放水，为何中产遭殃？ 货币放水，中产阶层却面临从规模、财富，到稳定性、认同感的全面缩水，究其根源，中产阶层的脆弱性既有其天然因素，也与经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要知道，中产阶层本身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 美国中产诞生于二战后的战争红利，40后婴儿潮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白领数量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 日本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工业蓬勃发展催生出“一亿总中流”概念。 这也决定了中产被捆绑在经济发展的战车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 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层一夜之间跌入赤贫。 “日本消失十年”的故事同样如此。经济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中产阶层的财富规模瞬间“崩溃”，世界上最勤劳、压力最大的日本工薪阶层负债累累、苦不堪言。 更为重要的是，每逢危机，各国央行就开动印钞机，一印解千愁。这种“直升机撒钱”的救济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是全民均摊，实际上大大膨胀了金融巨头，同时又掠夺了中产的财富。 第一，“货币富余”领域与“货币贫乏”领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广义货币大规模增加时，基建、房地产、金融、银行、股票、资金密集型制造业更可能是受益者，而软件、设计、餐饮、零售、知识产业、普通服务业的收益反而因为资产价格上涨或通胀而降低。不幸的是，大量中产阶层居于后者。 第二，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的繁荣，财产性收入的增速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的增速，手握大量金融资产的富豪们身家随之上涨。 而在金融资产的上涨中，主要依赖工资收入的普通中产无法分享获利；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又提升了中产的房贷成本和住房成本。 第三，货币超发导致物价普涨，由于工资黏性，工薪阶层的工资无法立即上涨或涨幅比例不如物价，同时中产的刚需消费比例大，这相当于购买力下降、财富被挤压，而富人因刚需消费占比相对较低影响较小，如此拉大了贫富差距。 在以上机制的传导下，结果就是，“龙王降雨，靠近龙王的人获利，远离龙王的人被大水淹没”；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更容易获得财富，远离货币发行权的人财富则随之缩水，为资产泡沫买单。 福 卡 智 库 03 中国中产为何更加迷茫？ 由此来看，政治、经济、社会都在重塑着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基本扁平化，可以说，中国中产是在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下“突然中产”，而随着这些中产赖以创富的制度红利、时代红利逐渐消失殆尽，中产阶层的震荡性也逐步抬高。 肖恩·赖因在《廉价中国的终结》一书里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产阶层不高兴，他们是全世界最悲观的一群中产。” 有那么一点点钱，然后围绕着这么一点点钱，担惊受怕。 在中国薄薄一层的中产阶层里，随处可见一张张闷闷不乐的脸。 更何况，占社会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疲于破解种种生活困境，没来得及形成一套“本土中产文化”，自然难有中产阶层认同。 近几年，在被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重新建构的社会里，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断松动，过去的社会身份“坐标”开始失效。 例如，医生和律师在西方社会中高学历、专业主义的中产职业，在中国社会中的收入早已被“网红”、主播、淘宝店家等新兴职业超过；名校毕业生的薪水往往比高体力工人低，而向上流动的机会稍纵即逝；中产文化中所强调的品味与审美，在中国不以等级划分，而是以圈层体现，比如二次元、电竞。 这与西方在工业化进程中以雇佣制为主流的中产文化有明显不同。 上有房贷教育压力，下无共同文化根基，只能说中国中产很难装在西方传统的中产框架中。 福 卡 智 库 04 以中产为代表的身份坐标轴正发生松动与错乱 综上，无论是货币放水的冲击，还是中产认同的消散，恰恰说明，中产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面对今天愈发流动的世界，以中产为代表的身份坐标轴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松动与错乱。 一方面，传统单一的“中产形象”认同失效。 在物质层面，随着房价暴涨、社会福利萎缩、医疗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因素，有车有房、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等传统中产的标准越来越难以达到，大批年轻人不再以其为奋斗蓝图； 观念层面，由豪车洋房、红酒高尔夫等传统元素塑造的乏味、刻板、千人一面的中产印象，在理念多元、技能多元、品味多元的今天，越来越不被崇尚个性的年轻人认可。 另一方面，工业化时代建立的财富、职业、消费等制度松动，人们的身份认同需要寻找新的锚点，围绕丰富个体性所呈现的新“身份认同”正在萌芽。 因此，面对今天中产缩水的困局与中产坐标轴的松动变化，我们无需被阶层相关的焦虑过分裹挟，年轻人恰恰可以在旧的身份坐标、评判标准全面松动之时，去有的放矢地发挥个体力量，寻找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更多可能，向着更多元、更个体独立的方向演进。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