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以来全国再次迅速蔓延的疫情不仅是对疫情防控措施的考验，更是对智慧城市的一次检验。

在疫情快速扩散的同时，作为疫情防控中的一个主要工具、智慧城市一个组成部分的“健康码”也出了问题。先是西安健康码崩溃被群嘲，没过多久，疫情防控优等生上海的“健康云”系统出现崩溃、“随申办”APP宕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智慧城市不智慧”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上海健康云”、“随申办市民云”APP的开发商万达信息也深受影响，截至3月15日收盘，其股价为10.48元，日跌幅4.55%；今年以来，万达信息的股价已跌去19.51%。当然，这与整个股市大行情也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官方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还在加大力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指出，要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智慧城市建设中，质疑声与支持声并存是一段时期内的常态，但不管怎样，如何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才是未来的重点。

这个过程重在把握四大平衡：

一是经济上，近期投资与远期回报的平衡。

高科技长远来看的确能降本增效，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但超前技术带来超高成本，资本往往是短视的，而城市发展是缓慢的，一项改变城市的技术从验证有效、示范成功到商业应用，周期比一般的产品还要漫长得多。

就拿万达信息来说，尽管有些股民指责其技术不行，但其信息研发占比高达15.75%。近两年，万达信息净利亏损更成常态，2019年、2020年净利分别为-13.97亿元、-12.91亿元。

显然，智慧城市的技术投入若想在短期内获利，难度很大。

对此，一方面可利用PPP模式、产业引导基金等，广泛引入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可引入市场服务，分散成本。

二是技术上，数据利用与隐私风险的平衡。

过去10年，科技公司正从代表进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转变成资本霸权的图腾，利用其技术能力使得个人、家庭的生活信息通过sh全方位暴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科技公司自身因而站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也成为各国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城市面临这样一个安全悖论：我们是否要为了人身安全而牺牲个人隐私？

控制疫情时，重点排查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但假冒防疫人员的电话诈骗也偶有发生。

这就需要更完善的监管框架来监督新技术和数据的使用，将数据捕获限制在整个城市的“最低限度”，只搜集解决现有问题所需的数据，而不伤害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

三是机制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

在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中，企业作为技术的倡导者和最直接受益者，总会更有动力去推动其落地；

政府的诉求相对多元，虽然在刺激产业和就业领域与企业有着共同的诉求，但守夜人的职责要求其通过政策法规，守住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边界；

公众则最为保守和分裂，即使尝到了甜头，也很难对大的变革达成共识，毕竟所有的变革都难免会给一些人群带来阵痛。

因此，在大规模的智慧城市项目中，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推进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创新研发及公众的广泛参与，也缺一不可。

四是时间上，当下与未来的平衡。

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多智慧城市的规划设计都着重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未考虑到城市的流动性。

智能化固然是趋势，但城市形态不只取决于技术的包装、驱动，还取决于生态、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当前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假设某个城市50年后人口大幅减少，到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城市？这可能和当下规划的背景完全不同。

因为人口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连锁反应或者滞后效应，如何把这样的未来因素考虑在内，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容忽略的问题。

回顾历史，城市的发展从来都是磕磕碰碰、饱受非议的。

巴黎大改造前，法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诅咒般地抱怨这座城市的脏、乱、差，惨无人道的生活空间和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

大改造后，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解决了不少当年巴黎存在的问题，并让大改造成为拿破仑三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政治遗产。

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创造了许多新的问题，抱怨依然存在，对其诅咒的程度并没有减退。

城市的发展历程大抵都是这样，充满着问题，解决一部分问题后又引发新的问题，智慧城市亦是如此。

城市始终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不是一次性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体系的改造相对容易，但社会系统运行的惯性、人性和习惯的改变，起码要靠代际的周期才能切换过来。

同时，发展的实际意义也始终在人——只有人们产生向往美好的动力，城市才能真正地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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