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概括而言，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将中国各地市场由分散式发展升级为统一、整体式发展，是中国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二次统一”。对于实现全国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二次统一”，福卡智库早有预判，并自2019年开始就发布相关系列报告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此，本文对福卡智库有关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分析研判脉络进行梳理，以便读者能够对国家政策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并对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一个系统性的把握。

中国正面临通过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改变命运”的历史拐点，2019年《高层内参》40期《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一文中对此分析如下：

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既释放行政区划的发展活力，又体现竞争效率，还体现国家控制力，更提高国家战略实力的综合目标，本质上就是对市场经济设定底线、明确框架，除弊扬善、扬长避短。（详细内容请关注公众号后续发布文章）

二次统一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福卡分析》2019年第41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四个要”》中论述，“站在国家层面，在二次大统一的大背景下，以示范区带动长三角一体化破局，将驱动中国由分散式发展升级为统一、整体式发展。”

关于二次统一的手段，《福卡分析》2019年第47期《破解自贸区“悖论”（上）》中认为，“自贸区，不只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是以开放促改革，进行内部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中国市场‘二次统一’的手段。”

从城市发展来看，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十分必要，《福卡分析》2020年第14期《以大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小城镇为网络？》一文中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与城市、城镇之间存在明显的行政壁垒与职责边界，相互割裂。旧熔炉难以铸出“新艺术”，要让城市、城镇之间“血脉”畅通运行，还要打通各种“栓塞”，城市发展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

随着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战略相继出台，破除行政藩篱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市场边界将被打破，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资源流动更合理有序。

在市场经济“二次统一”的背景下，国民待遇一体化必不可少。《福卡分析》2020年第34期《“购物天堂”如何普度众生？——“二次统一”迫切需要国民待遇一体化》中提出：

地方主体在种种差异与割据的共同作用下所滋生的协调性障碍难以消解。因此，若要实现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迫切需要先兑现国民待遇的一体化。

在“二次统一”中，尤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的转型升级。对此，《福卡分析》2020年第50期《营商环境：在国际上急进，在国内呆滞？》中强调：

在“二次统一”的新阶段，地方政府将转变传统观念：

一方面，鉴于地方资源禀赋的先天差异，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因而营商环境的均衡化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将在“二次统一”背景下，因地制宜，实现待遇的再均衡，即与当地原有产业生态相衔接，既要维护好原有的基本盘，形成地方的专业个性，又要在商招商、在资招资，盘活源头、流水不腐。

另一方面，将跳出目前的“发展模式”和“舒适区”，从优待外企、国企等企业转变为依赖广大的市场主体，演化出一个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种企业共同协调发展的生态系统，并内生税收一体化、就业一体化等制度安排，使营商环境回归中性。

当然，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毕竟，“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法治”。

“二次统一”的必要性在长三角化中得到了验证，《福卡分析》2021年第17期《长三角一体化锚定什么？》中有论述：

“二次统一”：一方面，完全任由市场作为已被证伪。市场化的效果就是激发个体潜力，强者愈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加剧板块分化和阶层固化。绝对或过度的市场化实际上就是自由化或任意化，就是反对统一的协调、整体的利益和必要的协同，反对破除地方行政壁垒。

“二次统一”的背景就是前期市场经济制造了分裂，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初衷走向其反面，如果再单纯地寄望于市场，这叫执迷不返，沟壑将越来越深。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无法全部兜底。市场经济产生马太效应，政府被投向希望的目光，政府也似乎没有理由不去管理社会。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崛起、脱贫攻坚等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接连出炉，但在财政分权制下，部分财权和事权都下放到地方，若中央政府事必躬亲，操作统一、整体式的发展，恐将不堪重负，各项战略势必将跟脉冲一样，走走停停。

地方政府联合治理才更有效、更可持续、更加自如。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赋能实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都是国家层面指出方向和可能，地方则把它变成可行性。

鉴此，市场单线演绎已无可能，“二次统一”只能走第三条道路——政府与市场的复式，基于政府具有强大统筹动员能力，预计在中国依然由政府开路、市场跟进，国家层面的市场统一将更多借助地方力量。

也即，“二次统一”先从省市做起，当年上海首创“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区、街道纷纷参与到市政建设、旧区改造，为全市一盘棋奠定基础；当下，苏锡常签署合作备忘录，南京都市圈不但囊括宁镇扬，又把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延揽进来，安徽、浙江共设环境补偿基金，三省一市不仅对内整合，还协作共建，将利于破除GDP至上、财税利益、市场配置失衡等坚冰，推动一体化纵深发展。

不可否认，国家经济的“二次统一”体现的是国家战略的转变。对此，《高层内参》2021年第29期《误把国策当“八卦”——“二次统一”将落实方方面面》中有论述：

从本质上看，国家经济的“二次统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在处理“条块”关系上的收放自如，也将与突破行政壁垒、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相匹配。（详细内容请关注公众号后续发布文章）

从国策来看，如今的南北差距问题，更需要区域经济的“二次统一”。2022年《福卡分析》第9期、11期《再均衡国策下的区域竞争》系列文章中预判：

从非均衡到均衡国策，如今进入“二次统一”的区域再均衡，早已不局限于南北差距的解决，更在摆脱行政篱笆。

从全国一盘棋正确看待南北差距，中国从非均衡国策到均衡国策，如今在区域发展布局上进入再均衡，显然不是要求区域经济的平均化，也不是一味的GDP至上，而是根据各地区位、产业和资源禀赋，对南北合理再分工、优势互补、功能调整，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二次统一”。

有关详细分析，敬请关注后续发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