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新生的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稳定统一的局面。这又谈何容易！历史上长期闭关锁国的弊端就是贫穷，由于“积贫积弱”，以至于不能依靠国内需求来带动经济发展。

尽管，这样一个孤立而封闭的中国更便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但在此状态下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内部分裂。而且历史上反复发生过这种情况，假如同时中央政府权威减弱的话，周边的缓冲区就会脱离中国的掌控，如果外国势力乘虚而入，那么中国就会陷入极大危机与混乱之中。建国后摆在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这个周期性危机的威胁。

问题焦点在于沿海与内陆区域经济的失衡以及南北政治关系的错位。历史上，中央政府力求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不同利益间寻求平衡。沿海地区，特别是富起来地方的领导集团，希望保持并加强与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贸易越是发达，沿海地区的领导集团就越富有，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越大。到了一定程度，外国势力与中国沿海利益集团结成同盟，从而使得外国势力在沿海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财税中心、贸易中心长期在东南沿海，农耕文明条件下的“双中心”显然是王朝最大的威胁，南北互不相信、互相提防乃至互相敌视成为常态。

于是最糟糕的地缘政治噩梦成为了现实：地方割据，国家支离破碎，沿海及国境附近有些地方日益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中央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这是近代史留给中国的最大教训。

建国后，现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一体多元”，尽管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却具备现代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治理能力。诚如罗兹曼所评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旧中国决裂的最有意义之处，就在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经济高速增长调动了各种技能和资源。中国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

新中国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由分裂到统一、由分散到集中、由分权到集权的过程。通过党中央决策权集中、军队建制和指挥的统一、财政经济体制统一，清晰的体制确保了全国的高度统一。

政权稳定后经济就要发展，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参与国际贸易。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延续满清王朝的悲剧：将沿海城市作为与世界交流的窗口。

沿海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会日益富裕起来，外国势力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将随之增强，一旦外国利益和沿海地区的利益趋于一致，内外勾结坐大的历史就会重演。在从事国际贸易的同时，如何避免这一结果，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针对这种状况，新中国历代领导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比如初期，强化体制解决问题，采取排外主义、封锁沿海地区，阻断片面畸形的经济发展，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思维“格式化”全国经济模式与干部思想，用国家强制力及个人威望实现国民经济“一盘棋”，利用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在特定时期这个方法是高效的，不过，随着形势和条件变化，也遭遇了挑战，1978年以后国策调整，“以经济建设为纲”采取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著名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从僵化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转变。

随后，在长达大约40年的时间内，中国继续贯彻非均衡发展的国策，在一次市场化、一次体改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经济超速发展，国力大幅跃升。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深化，诸侯经济发展与中央统一管理的不协调现象增多，中央权威受到挑战。以至于出现“诸侯经济”失控，“王爷”却无可奈何！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土地财政的肆无忌惮，地方债务的疯狂扩张以及环境污染的触目惊心。极端的案例是全国各省市（除西藏）几乎都有汽车制造厂，总数达到200多家，新能源汽车厂也多达200多家。

且不说这种局面产生的浪费，这其实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次市场化与一次体改最集中代表“万马狂奔”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对立面！

历史的钟摆需要回摆了，迫切需要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来破局、转换动力机制。

与一次市场化、一次体改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架，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放任企业野蛮生长为基本特点不同，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既释放行政区划的发展活力，又体现竞争效率，还体现国家控制力，更提高国家战略实力的综合目标，本质上就是对市场经济设定底线、明确框架，除弊扬善、扬长避短。

而这些目标又都收敛到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体制中，这也是延期了一年半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可见事关未来、意义重大。

70年国庆讲话中的“四坚持、一贯彻”基本勾勒出二次体改、二次市场化的基本框架，上述内容中有些已经在做，有些即将要做。

在区域发展战略上，突出“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战略，用“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等超越传统行政区划的方式淡化、缓解诸侯经济割据、恶性竞争、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新版本的全国经济政治“一盘棋”格局，确保中央控制力、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超越传统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的体制改革也许是二次体改的核心要义，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再统一”的战略相匹配。否则，二次市场化依然难以落地。

此外，由于中国崛起必然会改变全球市场和国际秩序格局，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制于外部环境：出口业越是蓬勃发展就越是容易受制于进口国，这就是美国开打贸易战的底牌。

在贸易战及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的大背景下，中央又将面临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和沿海之间权衡利弊。

历史经验是当涉及到权力平衡时，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地方分权和削弱中央政府。但是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际上对中国市场化程度、承诺、以及市场化手段的质疑与压力，老的经验显然解决不了新问题。

因此，需要用“让未来引领今天”的新视角来分析解决问题，但解决之道仍然是聚焦于对市场化的升级与体制改革的深化，即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以此来修正、规避此前模式的弊端。

只是质疑经典市场经济理论、扬弃几十年坚守的发展模式与理念、加大体制改革尤其是创新力度，这些表现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历史的“倒退”，其实这是“换代”，不过是为未来设定出一个底线、明确一些原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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