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这是我们十余年研究的要点》（获取文内报告的方式可参见本文末）一文中我们提到，县域经济作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纽带，承载着均衡国策的历史使命，是城乡两元问题的落脚点。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在经历了长期以来的粗放发展模式后，县域经济虽然展现出了不少“高光亮点”，但也显现出了发展不均衡、产业偏低端、同质化严重等发展瓶颈。
对此，福卡智库在2020年《县域经济的“金山银山”究竟在哪儿?》一文中做出研判，提出了县域经济的“生态化发展”模式。
现将原文（部分有删减）分享如下：
县域经济“野蛮生长”，离散度超高。如果看县域经济的头部，有百强县蒸蒸日上。
赛迪顾问《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0%的GDP，并且有33个县域已跨入千亿GDP俱乐部，其中昆山市和江阴市（均为县级市）GDP突破4000亿元大关，将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远远甩在后面。
就人均来看，百强县人均GDP超11万元，远超全国平均约7万元的水平。县强人富自然驱动消费，“小镇青年”、“五环之外”不断吸引着市场的目光。
据统计，百强县2019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3.69万元，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94万元高出25.5%。
但就整体而言，除少数“高光”县域之外，更多县域仍旧“默默无闻”。要知道，全国1879个县域中百强县仅占不到1/18，却贡献了约25%的县域GDP，也即，约94.5%的县域仅创造了75%的县域经济产出。
况且，百强县内部也分化严重。不仅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占68席，其中江苏就独霸23席，而西部与东北地区加起来才11席，不足江苏的一半；经济规模也差距悬殊，第一名昆山市GDP是第100位陕西府谷县的7倍多（2019年分别为4045.06亿元和564.77亿元）。
此外，产业布局也已显露出“代差”。例如，当昆山、江阴、张家港等发达县域上市公司云集、高端制造业初露苗头之时，准格尔旗、神木、库尔勒等大多还依赖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发展经济。
如此巨大的差异之下，县域经济的出路在何方？
福 卡 智 库 01 不可取代的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虽不及城市经济光鲜亮丽，但发展县域经济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首先，县域经济的体量大，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如网友总结，“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相较大都市，县域经济在中国的渗透程度更深入。面积上，全国县域经济体国土面积占比超90%；人口上，有61.8%的人口生活在县域内（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共同创造了全国40%左右的GDP总量。
其次，县域经济向来展现着中国经济活力的微观表现。
可以说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与县域经济脱不开关系。诸多“隐形冠军”的诞生已然在潜移默化中扼住了全球某些细分领域的咽喉，低调如河南虞城生产了世界超过50%的钢卷尺、江苏杭集制造了全球60%的酒店用品、河南邵东包揽了全球70%的打火机，更别提名气更大的“世界鞋都”福建晋江、“轮胎之都”山东广饶、“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等不胜枚举。
何况，在中国城乡二元机制中，“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县域经济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
一方面，县域看似“进一步是城市的灯红酒绿，退一步是乡村的田园牧歌”，实则在城乡尖锐的差距与矛盾中不上不下，其自身的发展就面临岔路口的抉择。
另一方面，作为城乡的缓冲带，县域又承载着衔接二者鸿沟的重任。当城市发展模板“下不至农村”，县域经济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辐射度，一定程度上兼容了城乡差异。由此，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福 卡 智 库 02 原有发展路径遭遇瓶颈
过去县域的狂飙突进如张五常所言，“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原因，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之处”。一边是掌握着土地使用权的各县利用补贴优惠为招商引资抢破头；另一边则借城市化浪潮大兴土木，楼房拔地而起，县域越来越向城市靠拢。
然而，如此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作为经济火车头的模式已越来越走不下去。
一来，县域在城市化进程中跑偏，落入过剩的陷阱。
在向城市看齐的指引下痴迷大拆大建的县域走邪入魔，如某县的形象工程烧掉400亿元，留下一批“半拉子工程”，某地大搞“造城运动”结果徒留40多栋烂尾楼等皆为明证。
如此大水漫灌下，且不提严重供大于需，例如某县城常住人口仅15万，盖的房子却够50万人住，在人口被城市虹吸+全国房地产严调控+取消拆迁货币化安置的多重挤压下，县城炒房的泡沫繁荣时刻面临被引爆的风险。
二则，县域经济徘徊于低端工业，既抓不住“金山银山”，也留不下“绿水青山”。
县域牺牲环境引来了低质量、高污染、高能耗的“税收大户”，水体污染、空气混浊、农业减产等不计其数。然而，产能出清叠加环保风暴，大量县域既丢了“摇钱树”，环境也是一地鸡毛。
一边是“挥金如土”，一边是收入节流，捉襟见肘的县级财政雪上加霜。早在2015年全国就有400多个县债务率超过100%，再加上近年土地财政收缩，让许多县域政府与破产仅一线之隔。
然而，寄希望于行政级别带动经济“升级”也不靠谱。
一则“撤县设市”在多年的冻结后审批越发严谨；二是“省直管县”面临取舍博弈，如浙江曾推行的“省直管县”虽然在短期内盘活了县域经济，但却让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加之“撤县设区”也并非雨露均沾，不仅只有少数城市周边县域能从中受益，往往还免不了掺杂着城市与经济强县的明争暗斗。
福 卡 智 库 03 生态化发展新模式
以上观之，在如今人口大规模流动、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与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等背景下，县域发展的路径依赖难以匹配新的经济形势，县域经济的“金山银山”在于以生态化消解传统路线的短板，进而与城市化协同发展。
这其中不仅包括环境生态化，如昆山吸取粉尘爆炸事故的教训，出清落后化工产能比例超40%，取而代之的是水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处理、生态廊道建设等环保项目。
更重要的是，以生态化的逻辑促进各方面协调。
首先，与产业链协调。
“中国制造”的威力在于完备的供应链与极致分工，但鲜为人知的是，正是无数县域产能的排列组合才得以拼成支撑苹果、特斯拉产业链的弹性系统。换言之，嵌入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例如，昆山从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如华硕、宏碁等），到践行产业链集群招商，逐步形成诸如半导体的完整产业链，再到如今借区域一体化打造科创中心对接上海创新高地，实现了与外部衔接—内部丰满—借力升级的三级跳。
其次，与自身资源禀赋协调。
经济强县的发展机缘其实不尽相同。例如，有的手握自然资源时不忘生态潜力，如盛产煤矿的准格尔旗不断探索绿色矿区+绿色农业+休闲观光相结合的复式发展道路；有的享受产业与政策优势，如张家港市作为国内第一个内河港型保税区，不仅站在现代供应链的风口，还通过引入优质项目夯实工业基础（如霍尼韦尔、陶氏新材料等），进一步向智能制造、氢能产业升级。
此外，与社会整体发展协调。
相较于市场经济追逐效率，协调本就是社会经济的特征，挖掘释放不同个体的资源活力，一定程度上填补县域飞速发展中所制造的黑洞。
以江阴为例，不仅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产业与生活的协奏，如海澜之家所在的新桥镇既是“毛纺之乡”又是“国际花园城市”；又有城乡一体的社保体系，如失地农民保险与城市养老保险并轨；还有完善的社会服务，相关敬老、慈善等社会组织十分普遍。
福 卡 智 库 04 构建循环网络连接
综上，县域经济的生态化就是构建有效连接，进而形成如同生命体的有机循环。
从整体看，物流链、资金链、人才链等环节打通外部连接的同时亦将加速洗牌重构。
尤其当眼下几乎每个县域都面临“3+1（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互联网）”网络的洗礼，有些会顺势崛起，如长三角地区部分工业基础强健的县域将依托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加强聚集效应，进而向创新升级蜕变；而另一些则会加速被虹吸、边缘化。虽然这一过程或很惨烈，但却是促进县域经济由各自为政向全面一体化新陈代谢的必经之路。
从内部来看，公共服务配套、营商环境等软实力的完善将进一步激发县域自身活力。
过去县域经济的发展往往是“政府搭台，政府唱戏”，生态意义上的县域经济意味着要形成自发运作的内循环，政府的角色面临转变。如“德企之乡”江苏太仓，不仅简化各项审批流程，还实行“交地即开工”的高速通道模式，2020年一季度仅德资注册资金就新增超1亿美元，同比增长132.71%。
何况，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配套，不仅是吸引产业、人才的基本保障，更是经济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坐标切换的前提条件。如浙江嘉善打造生态宜居新县域，以宜居带动宜业、宜游，成功打造了西塘古镇、浙北桃花岛等文旅名片。
如此可见，生态化并非追逐均衡发展，而将是在差异化发展中逐步融合为具有自我迭代调节的有机体。
这其中既有引领型，比如占据先发优势的东部沿海县域；也有跟随型，比如承接产业外溢的中西部县域；还有独特型，比如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文旅圣地等不胜枚举。
总之，生态化的县域经济中，县域将成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不断向外产出的同时也能汲取能量，这也是“金山银山”不竭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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