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生物经济时代加速到来！这是我们近五年研究的要点》（获取文内报告的方式可参见本文末）一文中我们提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生物经济将成为大国科技经济竞争的主战场，生物技术将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底层技术之一。

那么，全球生物经济发展将呈现什么特征、趋势？又将会出现哪些变化？

对此，我们在2016年《福卡分析》的《生物经济大变局》一文中曾研判，尽管当下生物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尚处于成长阶段，但多功能、多效用、共享性的版本升级已是大势所趋。

现将原文分享如下（有部分删减）：

国际社会纷纷抢滩生物经济，中国也不甘落后。

为了决胜生物经济时代，美国前任总统老布什和奥巴马都堪称是其“铁杆粉”，生物技术的研发费用仅次于军事科学，美国仅有一个硅谷，却有华盛顿、波士顿、圣迭戈等五大生物谷。

欧盟则在其第七框架计划中明确将生物经济、“从餐桌到农场”食品链列为优先支持领域，并以超过45%的研发经费投入到生物技术及相关领域，成为世界生物经济的领跑者。

此外，日本、巴西、俄罗斯等国也在生物经济赛道上“你追我赶”。

国外生物经济风生水起，国内生物经济也毫不逊色，不仅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例生物工程角膜移植，而且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葡萄糖转运蛋白晶体结构，此外，诸如治疗T细胞淋巴瘤新药上市，人工角膜“艾欣瞳”投产，生物技术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等佳绩频传。

毫无疑问，全球生物经济产业将面临重新洗牌，谁都想在这轮“资本重组”中抢占制高点，竞争日趋白热化。

但纵观当下，国内外的生物经济尚处于成长阶段还并不成熟，具体表现在：

1）抓着“实用性”不放，格调太低。

当代生物经济更多地体现了技术实用性、巨额盈利性等生物体的外在价值属性。即便“玉米芯”变身为功能食品阿拉伯糖、转基因粮食能解决全球吃饭问题，但其最终却落脚在“生物资源”的实用价值。

而且有关2020年全球生物农业市场将达66亿美元、SDHI类杀菌剂将超40亿美元的美好愿景，其出发点也还是“利益”二字。当下生物经济满脑子装的都是怎么利用资源，如何获取利益，社会合理性和人的主体性反被抛之弃之。

2）生物经济“巧取豪夺”赛过“互利双赢”。

作为“钱”景无限的生物经济如今成为香饽饽，为了抢占制高点，各国无所不用其极，美国孟山都、德国科宁等公司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剽窃亚非拉国家的遗传资源，生产畅销的保健品及药物，出售高产、优质的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而原产国要利用自己的资源反而还需向剽窃机构缴纳税费。为此各类防止剽窃行为的规章铺天盖地而来，结果壁垒越筑越高，而惠益分享反成无稽之谈。

3）尚停留在风险生产和风险经济层面。

生物的复杂性极可能“召唤的是羊，引来的却是狼”，因为基因漂移污染是否会导致纯种生物灭绝，BT转基因粮食是否食用安全，进口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后的专利费能否承受等都存在无法预知的风险，“先玉335”对生物链的破坏、衡阳“黄金大米”对人的健康威胁等即为明证。

由此观之，长期以来生物经济之所以如裹脚的婆婆走不远，除了因为被利益蒙了眼，还因为被风险绊住了脚，而这也暴露出生物经济版本较低的巨大隐患。

首先，生物经济“阴谋论”盛行贻害无穷。当生物经济的神秘性与风险性被公众妄加揣度，并与某些言论结合而无限放大时，它便瞬间被升级为国家的阴谋武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恩道尔曾因在中国软科学国际研讨会上做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转基因作物和世界粮食控制”的主题发言而轰动一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

此外，世界上还有至少10个国家正在绝密状态下研究基因武器，言论有行动亦有，由此引发的恐慌自然会将生物经济堵在半道上。

其次，生物经济的“污染”将秒杀工业经济。因生物经济对生物资源的依赖性强，加之利益驱动，极可能造成部分生物物种的灭绝，工业经济对环境的污染尚可修补，而生物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则“覆水难收”。

从美国的Bt转基因“超级巨虫”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基因污染”威胁不容忽视。而作为“生物王国”的中国一旦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而又控制无措，届时将会给本地生物多样性带来灭顶之灾，且与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不同，基因污染不可逆转。

最后，必然助推国际间的恶性竞争。从历史来看,英国因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而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美国因把握了信息技术发展的机遇,而巩固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而生物技术作为继信息技术之后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必然成为各国争相哄抢的对象。

为此，常规的“生物勘测”经常演变成生物剽窃，而“生物海盗”窃取他国基因资源等恶性竞争事例更是生物经济领域的常态。

毋庸置疑，当下生物经济除了要应对因人们的“无知”和“短视”而带来的各种阻力，更得承担因谋求自身发展而搅动的“乱局纷争”，可谓是步履维艰，而此种情形必然会倒逼未来生物经济实现版本升级：

1）生物经济将赢得“利”、“益”双丰收。

生物经济研究需要大量资金，如果没有资本从中获益，显然不可持续，但倘若生物经济达至规模化、大众化，如互联网般链接全球时，它的社会效益也将不请自来。

如今福特公司能将秸秆变身“宝马”的装饰零部件，英国科学家可用尿液发电，未来，“狼心狗肺”也能实现异体移植变成“猪心人肺”，人的皮肤和器官也能通过3D技术进行打印，生物经济在为企业牟利的同时也能更好的造福人类。

2）生物功能的多元化挖掘。

生物经济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因此随着生物经济日臻成熟,越来越多的产品将与人的健康、生活质量乃至生活价值直接挂钩,如运用营养基因组学开发个性化新型功能食品,利用基因工程开发定制个性化药物等等。届时生物经济将激发“原始生物”的多功能应用。

3）“封闭系统”演变成“开放系统”。

针对“生物海盗”和“生物剽窃”行为，部分国家除了“加固防御工事”，也在谋求共赢，诸如美国加州大学与马里就野生稻病害基因专利签署惠益协议，美国卫生部和杨百翰大学就合作开发抗艾滋病化合物签署共享协议等，都露出了开放共享的端倪。

且从农业经济相对封闭的以个体为特征的局部效益,发展到工业经济以集体为特征的规模效益来看，生物经济也将从“搁置争议”走向“共同开发”，如互联网般网住全球，“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此可见，生物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多功能、多效用、共享性的版本升级已是大势所趋，倘若与中国“雾霾型”环境、“退烧型”经济、“失势化”人口等特殊社情相融，必将掀起一场特色型中国生物经济大变局：

一是“生物思维”升级为“生态思维”。

无论是纺织品和汽车领域正在普及的生物基塑料包装，还是天津大学正在研发的高效混菌微生物电池，均证明中国人的“生态思维”正在成型。毕竟，工业经济给中国带来的“雾霾”烂摊子就在眼前，唯有生物经济才是解毒良方。

未来，试管基因挽救濒危物种，能量芯片让身体成为移动电源，利用微生物降解土壤污染物等这些都将成为现实而革新中国。

二是生物经济将更具特色，更有人情味、更奇妙、令生活多姿多彩。

中国将结合资源优势和经济劣势全面打开生物经济市场。生物质能源将取代石油解除中国的扼喉之痛；新医药科技将延年益寿破解人口红利消失的困局；未来的生命住宅将胜于智能住宅，破解“雾霾”之伤；健康医疗方式将由治疗为主转为预防为主，解除“癌症”警报，生物经济的创意将点燃中国各个领域，催生庞大的社会需求。

三是中国在全球生物经济竞争中将占据上风。

中国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又有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研发实力；还有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优势，更有庞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潜在市场，14亿人口吃饭、约1.3亿人吃药、20亿亩耕地需求等等，均为中国决胜生物经济时代创造了各种可能。

鉴此，在各国匆忙抢夺瓜分生物经济大饼之际，中国若能深思熟虑，携万众创新之机遇，以生物经济为突破口，不仅能救中国环境污染于水火，更能解中国经济困境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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