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历来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今年更是如此。

一方面，今年以来，土地财政锐减。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性基金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8613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510亿元，同比下降28.7%。

土地财政收入锐减不仅加大地方财政收支压力、约束城投平台杠杆，还对稳经济造成部分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央企再次出手解围。在2022年萧条的土地拍卖市场中，国企、央企又一次冲在了前头。今年以来，中建系旗下多家公司逆势在京沪等城市大举拿地，年初至今拿地总金额已超500亿元。

此外，保利发展、华润置地等央企也一改过往谨慎作风，高调拿地，保利发展还提出“进三争一”的目标。

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一直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帮凶之一，备受争议。

关于土地财政锐减与房价关系问题，引发了很多讨论，本文对福卡智库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进行简要梳理：

一个直观的联系就是，地价绑架房价，房价拉动地价；高地价支撑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催生高地价，形成高房价←高地价→高土地出让金的“三高”联动循环状态，进而容易得出“土地财政就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结论。

诚然，目前地方政府还处在经营型、经济型政府阶段，离公共型、规则型政府尚有距离，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难以遏制抬高土地出让金的冲动则是必然。

因此，这也引来一些争议：土地财政是否需要取消？

尽管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但一边倒向否定土地财政，也有失偏颇。

从制度层面上看，基于一级土地市场垄断的土地财政制度是人类经济史上独有的，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之一。

如果有中国模式，首先就是1949年后的国家土地模式，即确立“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使原有土地财产归零，在一开始就避免了如同印度土地私有化那样造成的贫富差距。

既然土地公有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通过土地出让获取所谓的土地财政，也并非地方政府的投资收益，而是向人民融资，作为70年公共服务的贴现，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征收财产税，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方式殊途同归。

由此可见，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的客观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取消土地财政就是自毁长城”。

除此之外，土地财政的存在也有其历史原因。

事实上，中国经济奇迹最隐秘的部分就藏在土地里。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速度以及城市化高速发展很大程度是建立在现实的土地基础上，这与美国建立在虚拟货币、击鼓传花上截然不同。

中国改革自下而上开展，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土地出让金归地方，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提供支撑，极大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带来诸侯经济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景象。

土地既是中国不发生经典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又是中国社会的稳定之锚，还扮演着沉淀社会财富的“池子”。

市场过剩“原罪”所形成的巨量货币消化在房地产中，仅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55亿平方米商品房已经吸纳27万亿元货币。

从更深层次看，即便目前社会多种文明并存，但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影响，一切问题都集中表现在土地上。

建国前，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无论历代农民起义打着“均田地”、“等贵贱”口号，还是红色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都是紧紧围绕土地，把量大面广的农民团结在一起，从而奠定胜利的基础。

建国后，围绕土地产出物不同，形成工农剪刀差。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实现非均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后，土地剪刀差其实是经济文明意义上的代际差，使农民无法享受要素资源市场化的好处，以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金融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产生的土地级差。

由此可见，土地对于房地产业，乃至中国的意义不容小觑。

然而，不可否认，三十多年的日积月累，致使土地财政累积了不少问题，加之土地财政收入锐减的种种困局，历史已经来到了要化解土地财政难题的时点。

那么，未来应该如何破解其中的矛盾和难题？

以直接税代替土地财政，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房地产捆绑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低效率的投资、房地产泡沫以及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支持使地方债务风险隐患不断提高。

而以遗产税、房产税、资源税等直接税收充实地方财政，可打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以美国为例，财产税占据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80%以上；而中国经济进入房产存量时代，房地产税推行势在必行。

此外，控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和土地供应中的双重垄断权力，是消除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的基本前提。

总之，土地财政问题还是得回到问题的原点，不然再多的措施，也无异于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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