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以及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未来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将减弱，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消费领域正在出现明显分化。

当前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增长过快转变为人口红利趋于消退和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消费结构加速分化。

一是老龄化加速，医疗康养消费将迎高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上升了5.44%。

《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预测称，2035年和2050年时，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3.1亿和接近3.8亿，占总人口比例则分别达到22.3%和27.9%。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持续加深，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未来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的同时，也将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带动银发经济的高增长。除了“衣食住行养”的基础需求、物质需求会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会促进养老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养老+科技”消费将有所增加，此外，体验经济下的旅游摄影、社交娱乐等精神消费将成为老年人的新亮点。

二是少子化加速，母婴、教培等消费增长受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50‰，出生人口连续三年滑落，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

另有数据指出，我国20-34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十三五”时期年均减少340万，“十四五”时期将开始加速下降，从2020年的1.45亿降至2025年的1.14亿，年均减少620万人左右。

少子化趋势将加剧消费结构分化，新生儿的减少将导致母婴、教培等消费增长受限。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育儿消费需求迭代，产品的低端与高端分化将加速出现。

消费市场的“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相互依存。

一是消费升级加快。从需求端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需求结构从温饱型向高品质提升，广大群众对消费升级的需求日益强烈。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500美元，“十四五”规划指出，人均GDP于“十四五”末、2035年分别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12535美元、23000美元，将为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基础。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经济结构逐渐转型，更优质的消费产品得以供应，特别是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业发展较快，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条件。

二是部分群体“消费降级”。伴随短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速趋缓，就业机会萎缩，房租、贷款、医疗费用高企，加之疫情反复冲击等因素导致部分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差，高性价比、理性化消费成为部分人群的选择。

不同区域消费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地区消费差异。

对城市而言，一二线城市发展状况和经济实力领先，消费活跃度高、业态多、能力强。在政府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三四线城市发展潜力被激发，但由于其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一二线城市，在消费能级、体量的提升方面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伴随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等国家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及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商业业态与消费不断成熟与壮大，下沉市场消费将快速增长。

对农村而言，农村消费有着较大的挖潜空间。就全国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2021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5，而2010年这个比值为3.2，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预计收入差距缩小也将推动农村消费意愿更好释放。2022年4月国常会指出“引导商贸流通企业、电商平台等向农村延伸，推动品牌品质消费进农村”，这一战略部署将助推农村消费进一步升级。

消费升级、消费分化背景下，唯有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不懈追求，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不断释放消费潜力、保持消费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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