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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垄断态势及其特征
要搞清楚何为新反垄断，首先要搞懂国际上的新垄断态势。
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的芯片法案，出口限制、人才禁止等专项政策以及为控制芯片而搞的Chip4区域组织等，名义上是遏制中国军事发展，但背后原因很复杂：
表面上是担心在应用上的“越界”。
高阶半导体晶片通常用在超级电脑或AI及军事系统上，而大陆在运算能力等技术上正急起直追美国，这正是白宫焦躁不安的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是美国想在行业控制上完成“双杀”，即阻断中国芯片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道路，达到削弱、控制甚至搞垮美国境外的芯片企业的目的，实现技术、市场的双垄断。
为此，美国提出建立新的“全球本土化”战略——与G7伙伴国以及三星和台积电等半导体大厂协作，强制性融入当地的半导体供应链及产业生态系统，并把这些生态系统和供应链“安全地包围起来”，接受美国的“托管”。
以台积电为例，美国对它势在必得，甚至做出一旦台海有事，则在第一时间用专机把台积电的技术人员运到美国的计划。
因为，台湾地区提供美国每年所需七成以上的高端芯片，假如台湾地区易手，那么被限制进口的就是美国了。
日韩的芯片企业同样如此，虽然它们最大的市场在大陆。
但美国的政策法案基本就断绝了它们在中国的“生路”，面临要么“触线自杀”，要么搬到美国设厂的选择。
这就是国家竞争下的“新垄断”，其特征是：
一是为谋一己私利而损害世界。
这种突破边界、相当于“无限制潜水艇战”的垄断比之以往单纯追求超级利润、市场垄断的经典垄断危害大多了，很可能诱发经济以外的那种不可测的冲突；
二是颠覆了“游戏规则”。
过去芯片是一个全球化的生态圈，即芯片从原料、设计、制造到代工芯片及封测等环节是全球不同国家的不同公司协作完成。
但现在各国都在筹备构建自己的、独立的“生态圈”，被迫放弃全球化、搞重复建设；
三是没有底线、为所欲为。
美国经常谴责中国的理由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政府补贴搞不正当竞争”、“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但美国为了确立在芯片行业上的新垄断地位，这些事都干了不止一遍，明里补贴、暗里采购叠加定向制裁、长臂管辖。
比如，《美国芯片法案》列出百亿美元补助金额邀请半导体厂商到美投资建厂，但这点补助对于台积电、三星等超级大厂根本不具吸引力，对它们来说到美国建厂只是服从于来自美国的胁迫而已。
四是“赢家通吃，其他人饿死”的恐怖结果。
理论上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下出现赢家通吃、“冠亚季”之外全是失败者，但在操作中还是会有产业分工合作的空间。
但新垄断的恐怖之处在于“我花开放百花杀”，利用“友岸外包”、“全球本土化”基本上完全把其他国家、企业排除在外，除非你自己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特征尽管在美国身上集中体现，但它们并不是美国的新发明，事实上这种现象一直就忽明忽暗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民生甚至文化。
福 卡 智 库 02 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反垄断难题
回顾这些年来国内出现的这些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甚至新思想，无不与国内的新垄断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新垄断”造成并激化了这些问题：比如电商对实体店的绞杀刀刀见骨；
诸多“宝宝”甚至把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吸引到自己的账户上进行放贷、投资；
短视频平台几乎“取代”了主流媒体与广播电视，成为事实上的“无冕之王”；
互联网巨头掌握着难以想象的“权力”，操纵着社会舆论动态与导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清楚都知道你的一切秘密；
而地产公司更是在“八个瓶子七个盖”的乾坤大挪移中赚得沟满壕平，然后把遍地“烂尾楼”留给政府与购房者……
这些新垄断企业服从的是“利益至上的原则”，唯利是图但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完全被新垄断的巨大破坏力所对冲。
简言之，它们“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资本的作用。
因此，这既是中央提出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给资本运行设立“红绿灯”的基本原因，也是在国家竞争背景下新反垄断的必然要求。
反垄断是老问题，在国际上经典办法很多，美欧对此有足够的经验与教训，但是百年变局下，这些都不灵了。
西方当年的举措既不太管用，理由很简单，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历史中，资本已经成功地通过政治手段把限制自己的规则修改好、把肢解自己的法案废除掉，把自己解放出来继续兴风作浪。
比如，若无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废除，也就没有2007年的次贷危机以及后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也不愿真正刀刃向内，按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像微软这种企业是一定要被拆分的，但在国际竞争中，美国政府发现肢解微软是自废武功。
因为，微软不但可以扮演美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替身”，还可以充当着在网上盗窃他国资料的“万能钥匙”。
所以，在处置微软问题上，美国政府始终犹犹豫豫不肯下死手。
从198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微软的市场垄断到1994年联邦司法部开始对微软反垄断诉讼，再到1998年司法部联合19个州检察机关再次起诉微软。
但最终2002年微软以赔款18亿美元了结官司，花点小钱但保持了企业的完整性，垄断性地位仍不可撼动。
而到了2021年拜登上台后，出于跟中国的竞争需要，他开始和微软紧紧拥抱在一起，并就黑客攻击微软系统漏洞问题向中俄发出威胁，称这是“战争行为”，却再也不提反垄断的事了。
反垄断的这个“度”拿捏不好，要么伤及国家战略利益，要么搞垮企业，两败俱伤。
所以，各国在此问题上都很谨慎，但越是如此，企业、资本就越是“嚣张”，以至于“大到不能倒”成了它们的“护身符”，“利益是我的，但问题是政府”。
福 卡 智 库 03 中国新反垄断下的版本创新
在此背景下，再来看联想与腾讯设立混改公司，就可以看出一些非比寻常的新迹象、新动向。
“联通与腾讯合作”的消息出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10月27日发布的《2022年10月17日—10月23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文件显示，联通下属子公司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联通创投”）与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简称“腾讯创投”）新设合营企业获无条件批准。
11月2日晚9点，联通发布公告。
就是这样一则消息曾被海外媒体解读为“新公私合营运动”、“国有化行为”的标志性事件，并且还煞有其事地列出了一长串的后续“合营”的企业名单，几乎囊括了国内的互联网巨头与央企集团。
把“国有化的架子”搭得严丝合缝，营造出“势在必行”的气氛，然后开始攻击这是“走回头路”、富人开始“润”……
一副完美的“反华风暴”。“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本质上，这是中国新反垄断的版本创新。
既符合对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头部企业进行“适当约束”，又可以对资本实行“有控制地管理”，还不影响其市场化主体地位与身份，更能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恰当的作用”。
同时，这也没有破坏企业的完整性，而是在新设立的公司层面上，进行部分业务的整合而已。
这与美国联邦司法部极力肢解、拆分微软的方式完全不同，也与“公私合营”“国有化”无任何可比性。
唯一让西方“不愉快的”是这种比较巧妙的“合作方式”没有给它们实施制裁手段以“确凿的证据”；
反而实现了“联通有网络资源和基建基础，腾讯有技术优势，还有丰富的使用场景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双方可能做具体业务合作，也可能通过新设合营企业投资相关领域其他有发展前景的公司。”
也就是在不改变性质的情况下，达到了“1+1＞2”的效果。
这既是反垄断的行为，也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手段，而这种创新方式的精妙之处还没有被市场与资本领悟到、参悟透。
原因是基于经典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自由化思想。
这种政府牵头、央企参与民企的行为就是“非市场化”的，是政府把企业推上“通往奴役之路”。
但是他们丝毫没想到的是，若无对互联网数据公司的“如此操作”，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无论是网民还是大咖都将被资本操纵下的“算法”控制死与生，沦为“信息茧虫”，过着“填鸭式”的信息时代新生活。
所以，适度地“管理”远比完全地“失控”要更为意义重大。
福 卡 智 库 04 新反垄断四种模式
其实，这些年来，央企与民企的“混改”一直在推进中：早在2017年“混改”中，联通曾与阿里云、腾讯云达成深度合作。
根据中国联通公告，中国联通与腾讯共同建设数据中心，与阿里云合作则更为深入，阿里云向联通全面开放云服务能力，中国联通将向阿里开放全国主要数据中心、网络资源，并提供政企销售渠道。
2018年中国移动与小米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拓展5G、物联网等蓝海市场，携手打造智能连接生态体系。
2020年中国电信与小米集团共同发起的5G联合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2021年中国电信与华为合作在北京、广东两地率先实现了5G终端应用切片的“云、网、端”全流程打通，为电信用户提供应用级切片一键加速等功能。
而且，除了电信企业，电力、电网、石化、邮政等央企也早就开始“拥抱”互联网，组建了形形色色的合资公司、联合平台。
其结果是“不论何种方式，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与国企央企进行合作，都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利用“混改”彼此嵌入、剔除彼此身上的“痼疾”，在市场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追求更大更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就是新反垄断的意外之喜。
因此，考虑到国情的因素，新反垄断可能会呈现四种模式：
第一种华为模式。
以“鸿蒙系统”为例，这是华为自主研发出来的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但华为2020年就把它捐赠给了中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2021年华为又将欧拉操作系统的代码、品牌商标、社区基础设施等相关资产，捐赠给中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其结果既避免了所谓的行业垄断（如同微软当年的处境），又摆脱华为一家维护该系统的艰难。
让所有人都可以维护、更新、使用，然后华为也是基于这个开源版，再开发出自己新的商业版来。这是皆大欢喜的方式。
第二种腾讯模式。
就是前文所述的这种方式，在限定规模与业务范围基础上的合作。
通过联通创投、腾讯产投等两个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共同设立、共同控制一家合营企业，主要从事内容分发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
这是不变性、不改制但彼此融合、互相信任的方式，也是代表大潮流的方式。
第三种蚂蚁金服模式。
当初被终止上市的主要原因是蚂蚁金服借出去的钱不是自有资金，而是通过高杠杆从银行获得的“流动性资金”。
蚂蚁金服的贷款并不需要任何财产的抵押担保，主要依靠它自己的“信用评估”就可确定办理。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把风险转嫁给银行。
时至今日，蚂蚁的整改方案中不但开始增资，而且让国资股东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样板，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四种滴滴模式。
其现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一心向外”模式的穷途末路，对它的处理意见中罕见地出现“因涉及国家安全，依法不公开”的表述，估计它将成为一条红线，长期起到警示作用。
在大会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而做好准备的前提就是既要有可以“信赖的武器平台”，又要有“可靠的操作系统”，而新反垄断就提供了这样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