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债市场离崩溃只剩下一次冲击？台海问题是美国化解债务危机的秘密武器？|中美债务难题》一文中，我们分析了美国债务危机情况。

其实，不单美国债务问题逼仄，中国债务问题也日益凸显。

据相关专家计算，全国地方债务余额为35万亿（截至2022年11月）；中央政府债务余额累计为23.3万亿（内债+外债，截至2021年底），所以全国的显性债务余额为58.3万亿。

另外，中国还有 “含有政府信用的国企债务”，大概在45万亿到65万亿之间，取中间值大约是55万亿。

所以，中国政府债：55 +58.3=113.3万亿

负债率=债务余额/GDP=113.3/115=98.5%

中国负债率虽然远低于美国，但也超出了警戒线一大截。

一方面，眼下的债务危机实质上也是地方财政模式的危机。

地方债也并非是一时之困，而是现有地方财政模式的背景、前提、基础、要素发生了根本切换的必然结果。

一是房地产市场困境抽去了土地财政仰赖的前提，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也难以为继；

二是中国正进入市场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复式转折期，除了经济发展，增加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环保等都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地方财政也将面临调整。

总之，无论是从地方政府自身“吃饭财政”难以为继，还是从外界环境变化来看，地方债所聚集的风暴已经不断逼近市场承受的极限，这无疑将倒逼地方债寻求破解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和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仍未摆脱美债“绑架困局”。

近来中国已不断减持美债，但依然是第二大债主，持有0.91万亿美元，在美国转嫁危机、量化宽松等政策手腕下，中国的美债权益已经不断被稀释，美国每一次提高债务上限，中国的美元资产都不可避免地继续贬值缩水。

目前来看，中国自身还不具备成熟的国际债券交易市场，和美债的“恐怖平衡”还要维持不少时日。

有人说美国对自身债务问题“进退两难”，其实对中国这样的债主来说，更是如此。

其一，采用财政手段进行结构性调整以及相应的财税制度建设，推进财政制度改革，从而缓解地方政府举债动机。

以遗产税、房产税、资源税等直接税收充实地方财政，可打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此过程中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财政制度改革，从而缓解地方政府举债动机。

其二，让优质的上市企业为地方财政输血。

比如，贵州的茅台化债：贵州为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茅台集团入手，对优质国有资产进行资源整合和价值利用，主要做法是在资本市场公开操作获得收益或低息融资用于偿还地方债务。在化解部分存量债务的同时，向债券投资人传递积极信号，增强投资人对贵州省城投债的信心。

其三，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共同设立基金，采取“过桥方式”提供贷款。

具体而言，就是基金通过集合信托方式由省属企业发起并引入其他资本组建，然后通过过桥贷款的方式投向流动性紧张的地方融资平台，为其偿还存量债务提供短期周转资金，待流动性好转后再向基金偿还过桥贷款。

以上方法固然能部分化解中国的债务难题，但从客观规律来看，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以高杠杆模式驱动经济增长，债务上升过快，必然会积累一定的风险，当风险达到不可控时，局部的泡沫大概率只能以被动刺破的方式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