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老大美国的王座越坐越不平稳，既定的国际规则秩序也逐渐出现裂痕，世界站在百年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如巴基斯坦外交官马利哈•洛迪的评论，“美中对抗、俄乌冲突、全球力量转移等因素正在重塑全球格局，导致新联盟的形成和一些旧联盟的复苏。未来将形成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仍是未知数。”
“韬光隐晦”作为一段时间内成功的外交实践原则，在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高的过程中，已无法充分满足当前的外交需求。
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当天早些时候，习主席在俄罗斯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并对下阶段中俄关系全面发展表达积极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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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交关系的格局转换
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事实证明，国际政治间的“对手”与“兄弟”总是随着时势的交替而相互转化，即使亲密如当下的中俄关系同样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苏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的亲密期到60年代的冲突期，再到70年代的对峙期，80年代的缓和期，90年代战略伙伴重构期，直至如今的中俄新格局，仅半个多世纪便已走过了“兄弟”与“对手”的两次转换。在这过程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彼此角色的不断切换？
福卡智库信息库“国防外交”专栏内文章《中俄联手、美日同盟——兄弟与对手交替趋势》一文中如此分析外交之中“对手”与“兄弟”的角色转换：
1）政经需求。
50年代，朝鲜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但战争洗礼后的中国不仅早已耗尽了内存，更是遭受了禁运的外部封锁，经济形势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国内出现推翻赫鲁晓夫的浪潮下，内外交困的赫鲁晓夫为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急需得到中共在政治上的支持。由此，中苏以政治支持换经济援助一拍即合，双方关系自然加速升温。
2）意识形态。
事实上，从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便已有所恶化，在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中苏论战之后，两国关系就此分道扬镳。而随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因路线的不一致导致了“珍宝岛事件”以及“铁列克提事件”的爆发，甚至几乎由此触发核战争。
3）国家利益。
如果说意识形态只是面上的原因，那么国家利益则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根本所在。一方面，中苏作为两个独立的大国，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做出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中共和苏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政党，又要按照共同的国际共产主义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鉴于此，不同的国家利益势必难以用相同的准则来约束，所谓的思想意识冲突实则是其背后国家利益无法调整和让步所致。
综上可见，无论是当下的兄弟还是未来的对手，任何国家关系的演变过程都内置着铁定的规律，即当两个国家处于一强一弱的不平等地位时，两者的关系都将是脆弱的，一旦上述几大因素发生任意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关系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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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外交政策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事实上，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外交态势，本质上都是国际竞争的一种手段。
福卡智库信息库“国防外交”专栏内文章《国策外交，战略对话的代表是谁？》一文中分析：
首先，作为变量本身的外交政策或战略制定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作用于主体对事件的再调整。
其次，随着变量主体的实力和地位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着“乾坤大挪移”，国际格局亦被慢慢地刷新。
中俄之间的角色切换不仅开启了国家关系的新一轮排列组合，更使得战略对话内容和对外政策制定发生转向。
更有意思的是，变量不仅作用于参与方，对其他利益体也会产生极其微妙的影响。
此外，由于变量的存在，国际事务的处理很难有即时定论，更是很少产生有约束力的承诺。这使得世界各主体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理博弈，通过窥探对方，采取下一场的行动。
如今，美国变成了秩序的守成者，而中国实力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开始有能力、有义务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同时影响力又相对有限，影响方式也还没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踏出了这“蓄势待发”已久的第一步，未来外交如何走？暂时被“晾”在一边的美欧如何相处？敬请关注福卡智库后续文章。
历史的发展从不以个别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世界深陷百年大变局的漩涡时，未来国际形势将如何演变？如何参透这些变化的本质、规律，进而在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变化中找到方向感和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