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据不完全统计，持续了4年3个月的一战，直接战争费用高达1863亿美元，财产损失3300亿美元。与战争高额开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战爆发前夕，昔日“日不落”英国GDP也不过110亿美元。

随着热武器时代的到来，军费要求也水涨船高。美国作为“战争的信徒”，冷战后的30年内，共发动军事行动251次，其中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就超过5次。而据其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截至2017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的军事投入就超过2.4万亿美元。

一味地通过税收从国民身上薅羊毛，显然有“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之忧，发债日渐成为现代国家筹集军费的一种重要渠道，将战争的负担平滑到未来。

美债本就基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以及应付独立战争的巨额开支而诞生。

彼时刚刚独立的十三个州一方面要面对英属北美的压力与战争，一方面要和印第安人展开战争，让其从建立之初就基本处于常年需要高额军费维持战争的状态。1783年第一批国债就发行了7100万美元。

也由于战争，美国一直处于某种扩张之中，从领土扩张到经济扩张、金融扩张。

这从一建国开始就举债，然后通过举债完成战争投入，又因为战争带来的各种收益从而维持债务规模的模式，让美国食髓知味开了窍，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复刻。

20世纪中后期，因为越战和“伟大社会计划”的支出，政府债务上限一路从1967年的3650亿美元涨至1980年的9351亿美元。

只可惜，这套债务驱动模式的经济效益很快达到了临界——此前美国政府的债务绝对值虽然增加，但政府债务/GDP比例反而在下降；而到里根时期，债务增速开始远超GDP增速。

与此相对的，是政府债务上限跟着一路上调。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已经被修改了104次，平均每9.5个月一次。2023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触及法定债务上限31.4万亿美元；截至3月17日，已突破31.6万亿美元，是GDP的124%。

美债大膨胀之下，逐渐触碰到债务发行通过市场方式难以为继的极限：此前，上述债务驱动模式不仅纵向将战争的负担平滑到未来，更横向向外转嫁：依靠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将战争成本、国内政治冲突的消极影响，通过美元货币渠道犹如“八爪鱼”一样裹挟全球。

而当下，一方面，内部政策面临两难，不加息，通胀飙升，美元死；加息，国债流动性危机，美债死。

不算本金，美债利息支出从2020年的5280亿美元直线飙涨至2022年的近8000亿美元，预计2023年将史无前例地超过1万亿美元。

而美国2022年的财政收入总额7.9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只有4.17万亿美元。

两难间，国内政策陷入一边给池子注水、一边给池子放水的胶着。

从2022年3月开始，美联储在1年加息周期里其资产负债表减少约6000亿美元，但是仅仅3月13日开始的一周之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就猛增3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向外转移遇挫，美国靠某些单向行业薅世界羊毛的机会越来越少。

货物贸易逆差相当于让美国用美元买到了全球出口国的廉价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相当于美国凭借技术与金融比较优势驾轻就熟地完成美元的回归。

一套操作下来，美国利用利率工具收割世界，但其债务不断飙升下，能调整的利率空间已经越来越少，收割世界的镰刀也越来越钝。

说到底，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归根结底是信心市场。当预期向下，韭菜起义，拒绝被收割，风起云涌的抛售潮将推动美债史诗级的崩溃。

2023年1月，包括“最亲密盟友”法、德、以等在内，全球至少有16个国家集体抛售美债。其中，中国的美债持有量降至8594亿美元，连续第6个月下降，创下2009年5月以来最低点。相较2013年的高点1.3万亿美元，中国已净售出4573亿美元美债，该数额比第四大美债持有者比利时（持有3311亿美元）还高。

更进一步分析，美债内置难以自我调节、终极崩盘的内在逻辑：

一、美国的债务驱动模式有其阶段脆弱性。

该模式属于国家杠杆行为，是否能够持续玩转，取决于投资收益率。经济上行阶段，杠杆会放大投资收益；

而当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加之逆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无论是转移供应链还是阻断创新链都需付出巨大成本，直接拉低投资收益率下降，这时候曾经的杠杆就会变成魔鬼。

二、该模式充斥着政治泡沫。

债务问题不仅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也涉及美国深层的制度和政治竞争问题。《政治泡沫》一书写道，每一次美国金融危机背后都潜伏着一个“政治泡沫”，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那种市场行为是政治泡沫促成的。

相似的，当围绕债务上限已成政治秀，两党围绕债务限额谈判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通过政治博弈以更多维护本党主张和利益——正是这种特定的信念、制度和特殊利益组成的强大共同体构成政治泡沫。

而每次美国两党对债务问题“艰难达成共识”，就是一次一次地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将泡沫与风险进行技术性处理和延后。

三、美元霸权演化失序。

美元和美债是这套模式的一体两面，不同于其他主权债券，美国国债是以美元计价，而美元不仅是国际贸易结算与汇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资与融资的最核心货币，同时还是各国重要的储备性资产。

这种十分独特的地位铸就了美债如同美元一样的全球广泛流动性、可交易性与变现灵活性的优势特征，也正是如此，境外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比在2012年前后一度高达35%。

问题是，一方面，石油美元的“刚性兑付”处在倒计时中：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颁布法令强制使用卢布结算石油天然气。中国与中东石油贸易逐步去美元化，2022年12月中国和沙特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涉及多个人民币结算和应用场景；2月底，伊拉克宣布用人民币直接结算对华贸易。

另一方面，当金融制裁成为美国实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的常用工具，自掘美元霸权坟墓。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地位需要确保一切的美元持有者能够在公开的市场广泛地使用和交易，用于购买商品或者偿还金融义务。

而一旦这张兑现价值的手段被武器化，便大幅降低了境外官方部门持有美国国债的意愿。

截至2022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比已下降到24%。当美元霸权摇摇欲坠，美国庞大和复杂金融系统的基石被瓦解，那么其债务驱动模式就要死机，抛美债、去美元化就成为各国理性的选择。

究其根本，美国债务驱动模式塌陷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必然。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最高阶段，金融陷入自身演化规律：充当实物经济的一般等价物（价值尺度）——虚拟经济的一般等价物（通过炒作概念充当价值尺度）——金融衍生品，进而彻底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自娱自乐的“黑洞”阶段。

换言之，击鼓传花透支未来是市场经济内置的天然宿命。

美债历史上的几次跳跃性大拐点就与金融大膨胀、大震荡节点重合：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解开了束缚美元增发的黄金枷锁，是美债规模“狂飙”的原点；

90年代南美、亚洲金融危机驱动资本回流美国、刺激本土资本市场的繁荣，让境外资金持有美债规模快速增长；

2000年美国开启国际透支、国内脱虚向实的双重危机，快速攀登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并由此进入金融自身演化阶段；

直至2020年美债“飞车失速”，美国用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积累了第一个1万亿美元的国债，然而近3年，就增加了近8万亿美元。

于是乎，内部压力大，只能举债——债务太多，就要对外收割来填窟窿——收割太猛，韭菜起义，统治成本失控，债务压力进一步放大——内部压力更大，政治泡沫更多。

美债循环往复间，根本停不下来，CBO预估，美国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增加近19万亿美元的新国债。

问题是，没有可以一直加下去的杠杆，一切最终依旧是逃不脱地心引力。

市场经济惹下的祸无法靠其自身修复，过去靠经济危机周期性释放能量，但当透支来到国际国内的极限之后，就从周期性危机演化成终极意义上的全面危机，只能靠外部打碎重新来过。

就此意义而言，美债危机折射出美国依靠金融系统讲故事能支撑的极限，按世界体系理论奠基人之一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话，这是一种美式庞氏骗局，“将像之前的所有骗局一样轰然倒塌，届时会带来世界性的震荡……可能需要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进行系统的根本性重组”。

对于美国而言，债务炮弹滴答作响，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无奈宿命，也折射美国所谓“民主”和“权力制衡”的虚伪。

两党摊牌、市场洗牌都无法解决问题，与其内卷不如“外溢”，最好是出现一次性的销账，完全有可能诱发最后的风险出清方式——战争。

“战争，或曰暴力，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来源与底色，至今没有变色。”

如上述，美国债务驱动模式的源头是战争。

美国政府曾4次发生债务违约，概因战争：

第一次，1862年，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邦政府无力按照债券上约定的条件用黄金赎回债务。

第二次，1933年，罗斯福执政期间无力偿还一战的战争债务，并拒绝用黄金赎回。而后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引发了第三次、第四次债务违约：

1968年，美国政府终止其发行的“银元券”兑换成银币或白银；

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不再履行对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元的兑换黄金承诺，美国债务再次违约。

而这种债务驱动模式在运作中又明显带有战争扩展属性。

普京曾总结：“美国靠举债生活，他们入不敷出，并把自己的问题的部分负担转嫁到全球经济头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界经济和自己的美元垄断地位过着寄生虫的生活。”

从第一性原理透视，债务的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与利益置换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债务是可供人类利用的一种工具，美国债务驱动模式约等同于昔日古罗马采用战争模式去获取资源的工具与保障。

冲突的本色不变，改变的是具象形态。例如，疆域的扩张更多转化为对市场的开发、拥有和占领，并以对内外规则进行修订与更替，作为主要获取与持有的手段。

更进一步收敛，当债务直接升格成为诱发战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战争逻辑的百年之变——过去往往因战争还不了债而违约，今后是为了违约不还债而发动战争。

债务已经将经济逼进了死胡同，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各种股灾、汇灾、债务危机此起彼伏，从零利率、QE、MMT，到国家保护主义浪潮，政府干预被赋予了必要而且强大的合法性，也进一步吹大了各国债务气球。

同期，支撑国家运行的金融和经济基础变得愈发羸弱，全球化加速退潮，通过自由贸易和外交手段解决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不断降低。

于是，国家之间各有各的叙事、干预手段，却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冲突加剧。西方强势政治集团、各种武装势力，各种剑拔弩张的经贸冲突空前泛滥，推动地缘政治进入战争的前夜。

1950年12月31日黄昏，抗美援朝三次战役打响，面对志愿军排山倒海地攻击，美3师阵线崩溃。危急时刻，美3师果断向英29旅集结地发射多枚照明弹，将后者直接暴露。志愿军注意力被英军吸引，大批志愿军转移方向，向英军发起攻击，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被全歼。

毋庸置疑，面临重大危机，美国将不顾一切在外界割肉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对自己的盟友尚且如此，这次面临美债危机，美国的屠刀又将指向哪里？

一个危险的信号是，3月16日，美国财长耶伦在谈及共和党提出的“优先偿还部分债务以避免违约”建议时称，如此操作将使中国成为最先得到偿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