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前，曾流行过一种埋“时间胶囊”的浪漫活动，旨在向不确定的未来发送某种信息。

在当时人们的愿景中，21世纪是战争成为历史、人类冲出银河系的世纪。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印有镰刀铁锤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最后一次降下，惊心动魄的两极对抗戛然而止，但“和平红利”却未能如愿而至。

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战略家及时预警，1993年出版《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提出“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国内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

4年后《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横空出世，为美国重新校准方向——以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的对立为前提，以北约为“铁锤”，以日美安保体系为“砧板”，“由海向陆”清除外围战场，进一步孤立、围剿欧亚大陆陆权大国。

“星条旗”一路高歌猛进，欧洲（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东（2001年阿富汗战争）——中亚（2003年伊拉克战争），“挟反恐战争以令天下”，以打击恐怖主义之名，紧握“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权杖，开启“新十字军东征”——创造各种条件、利用一切机会从“边缘地带”向“心脏地区”挤压，包围整个欧亚大陆。

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在其《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布什当选之前，美国的战略思想和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一直在寻找下一个可能出现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伊拉克。在克林顿任期内，国会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支持对伊拉克反对派进行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

有没有9·11，有没有恐怖分子都一样，花招可以不断翻新，借口可以冠冕堂皇，但实质就是进行地缘战略扩张。

战争与债务及金融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和复杂得多。

战争就是一场昂贵的豪赌，以密密麻麻的债务和赤字为支撑，相当于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强制杠杆收购。

美国尤其擅长以战争牟利，19世纪中叶的美墨战争让其一举吞并了面积上相当于4个乌克兰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则直接拿下了初代海上殖民帝国西班牙在当时仅剩的海外殖民地；随后的一战、二战更直接把美国捧上了世界霸权的王座。

乃至于在美国的操纵下，21世纪的前23年都被战火包围。

战争期间，经历的是战时经济；战争结束后，市场经济和地缘政治都会染上战争后遗症。

当密集的战事将美国裹挟，按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的论述，“通过规模巨大、难以想象的社会改造，美国完成了国内社会转型，从根本上把美国变成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巴达国家”——美国可以没有朋友，但却不能没有敌人。

问题是，从鲍威尔洗衣粉事件的爆出到喀布尔机场再现“西贡时刻”，不断动摇着美国以反恐为名引发战争的正当性。

此时俄乌冲突恰如“神来之笔”——美国从亲自披挂上阵到站在“代理人”身后煽风点火，既是地缘博弈的延续，利用俄欧争夺地缘战略空间的百年博弈（俄罗斯对于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德等国进攻的历史记忆犹新；而西欧则始终担心东边这个庞然大物会西进碾压整个欧洲），兑现欧洲碎片化、捆绑化的地缘政治意图。

又获得了直接剥夺俄罗斯资产的机会，让美国看到舔“血包”的新思路。

一方面，美国将俄罗斯剔除SWIFT系统，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没收了俄罗斯央行因制裁而冻结的3000多亿美元外汇资产，以及超过580亿美元受制裁俄罗斯人的资产。

当所有人的焦点都盯着俄乌冲突制裁与反制裁针锋相对的肉搏，每一个人，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债权人，都有可能遭遇来自“自由之巅”、“民主灯塔”的温柔一刀。

由美国导演的战争理由林林总总，背后的主脉络悄然切换：过去是空间地缘意义上的争夺挤压，进而因战争欠下巨额债务还不了债；那么当下及未来则围绕赖账与销账，即因还不了债发动战争。

“必然性寓于偶然性，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美国引发战争的诱因从地缘逻辑到债务逻辑，看似受益于俄乌冲突下的偶然得利，实则是必然转向：

一方面，科技浪潮迭起，地理天堑被步步打通、地缘禀赋被改写延展，一定程度上模糊化战争的地缘逻辑。

百年前，豪斯霍弗就在《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预言，世界权力的中心曾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战后则转移到太平洋。此后二战兑现该预言，战火从欧洲扩展到了亚洲，最终蔓延到美洲。

事实上，随着科技、制造能力以及客观需求的发展，不仅地缘空间的某一“权”本身可以扩大：如基建与交通网便使得“陆权”有力地伸展；而且“权”这一维度也持续增加：如早期西方地缘政治里主要考虑的强权之“维”是海洋和陆地，而今又横拉出天空、太空、互联网等“维”。

另一方面，战争本就是金融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客观表达，相对应强化战争的债务逻辑。

如《美国债务规模已达GDP的124%！美债的尽头是战争？》一文所述，市场经济在不断逐利地演化中，最终走向了金融化阶段，难以自拔地被卷入“黑洞”；如果想要摊平“黑洞”的负面效应、延缓美国债务驱动模式塌陷，就只能对外收割。

温铁军教授便指出，金融霸权国家（美国）要驱动全球金融的流动性，回流到其本国资本市场获利，就需要在资本剩余地区不断制造局部冲突或热战，形成高风险，以高风险驱使金融资本回流。

但究其实质，无论是因战争还不了债，还是因还不了债发动战争，都是亘古不变的权力转场效应接续。

权力高峰从不永驻一地，过一段时间就要寻找新的权力高地，这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权力转场效应。而权力的转场充斥着竞争与冲突，战争是其最高形式。

而据瑞·达利欧的警示，两种情况下会发生远远高于平时的破坏性冲突——战争：

1）在一国内部，富人、资本家、政治右派与穷人、无产阶级政治左派之间发生经济冲突，最终导致民粹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领袖上台；

2）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产生冲突，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对照当下美国内部极化趋烈、对外博弈渐酣，既有人性和资本的贪婪，又有债台高筑不如掀桌的冲动，还有为维护全球霸权而发动战争的需要和动机，中美历史发展的航道多少带点宿命论的味道。

时至今日，美国面对“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强大对手”，却仍沿袭着债务、战争、扩张这套早该被时代抛弃的陈旧模式，将自身债务扩展到31.6万亿美元的体量，甚至于耶伦希望把美国债务上限提升至51万亿美元。

自然有动机诉诸战争，以战谋利，通过短期红利弥补债务亏空，至少将截至1月中国持有的8594亿美元美债一笔勾销；并试图赚取长期战略收益——毕竟俄乌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把美国从社会撕裂、两党对抗、院府不和、族群对立、产业空心化、高科技触及天花板等泥潭里解救出来。

重启战争机器，尤其是一场将中国也拖入的战争，在中国还未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之前切开中国的血管，才能使美国金融资本和军工集团得以续命，满血复活。

就此意义而言，美债，或将是中美摊牌的导火索。

无奈的是，中美冲突是两大体系的碰撞，激烈与破坏少不了。

3月29日，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中国正在“威胁”世界和平，要想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必须满足美国的三个条件：

一是中方必须停止研发先进武器；

二是中方必须停止与俄罗斯合作；

三是裁掉二分之一的军队。

同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现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语出惊人，建议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澶渊之盟”，化解当下的中美危机。

一个赤裸裸，一个更隐晦，投射出在美国霸权凝视下，中美间的矛盾并不仅是精英阶层的矛盾，更是涉及两国每一个普通人生存发展的根本矛盾。

这就像封建王朝中年老昏聩、猜忌心极重的帝王坐在铁王座上审视众人：你有没有造反的心思不重要，但只要你有造反的实力就是威胁。

幸运的是，中美冲突的烈度空间相对有限，当下从中美“脱钩”的复杂矛盾便可窥一二。

从芯片围剿来看，好似美方急于“脱钩”中国；吊诡的是，中国抛售美债之举，本质上符合美国政客一直寻求的对华“脱钩”，华盛顿却对此如临大敌。

矛盾背后，是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糅合使然。

强制性“脱钩”本就悖逆“自由交换产生财富”的经济学铁律，挡不住市场与资本“用脚投票”。

遥想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在柏林颁布了著名的《大陆封锁令》，旨在把英国踢出全球产业链体系。但英国产成品都是各国赖以所需的，而且由于拿破仑的封锁导致英国压低价格产生利差，因此，英国产成品总有无数种办法流入欧洲市场。

更何况，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环境的可塑性已大大增强，国家间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发生质变：

以往的国家利益关系总体上是一种零和格局，呈现强对抗性；全球化时代，利益高度交织融合。

事实上，中国是美式债务驱动模式、金融资本扩张必不可少的一环。

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向美国输出大量廉价商品，平抑了后者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借对外贸易大量吸纳了美国增发货币的同时，又将自身贸易盈余向美国缴纳（购买美债等金融资产）。

双方在金融和产业经济上都纠缠不清，便有了高盛所谓的“Chimerica（中美国）”概念。

在此背景下，金融脱钩对中国有利，跳出华尔街金融演化“黑洞”，降低被金融资本收割的风险；

科技脱钩对美国有利，相当于给中国产业经济发展设置一个“天花板”，让其本分地充当美式债务驱动模式的关键一环；

实体经济脱钩对双方互有利弊，问题或许没有终极的解，国家利益交织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完全合作很难，完全对抗也很难。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武德充沛下的“制度安排”下，更多地被眼前问题所劫持、被短期得利蛊惑，未料在此过程中形成对自身权威的长期解构。

美国在掠夺他国财富，阶段性补充损耗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滋养战争，推动战争继续下去；但再烂的火药桶，也有打不动的那天，再宽敞的聚宝盆，也有被收割干净的那天。

何况，无论是遵循地缘逻辑还是债务逻辑，不断挑动战争牟利，让美国付出的义与获得的利愈发失衡，“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美国一度稳坐世界领袖之位，不止得益于债务驱动模式的有效性，更在于其抢占了那个时代的道义制高点。

一战尾声，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民族自决、非殖民化和集体安全三大纲领；矛头直指发动大战的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政策、民族压迫政策和战争政策，大得民心，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潮流。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美国终于在道义与合法性上日益走向反面。

美国主导下形成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国际规则的外衣，已远远不适应全球化生产力日益庞大、各国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这件外衣迟早要被撑破。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论述，“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者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足以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

现在看来，美国或许正把全人类推向康德所述的第二条道路。

2021年基辛格与经济学家施密特、自然科学技术专家胡滕洛赫尔合著《AI时代:我们人类的未来》；同期，战略专家林东出版《智业革命：解体工业社会——从理性时代到智性时代》。

东西方学者谱写了相似的未来世界图景：当智业革命社会取代工业革命社会时，同时发生的是共享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将跳出权力转场效应的轮替，共享取代争利、融合取代对抗。

只不过，在抵达这个理想中的和平之前，保持极致理性的克制，攻防平衡、以柔克刚将成为我们一个阶段内的必修课。

5月14日下午，《中国经济2023：基本盘与新动力》新书发布活动将在建投书局举行，亲临发布会现场，您将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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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当天前20位签到者将现场获得免费赠书。

发布会时间：

5月14日下午14:00-16:00

地点：

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4楼传记图书馆(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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