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期，同时也是物质财富大爆炸的黄金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22年的49283元，翻了143倍。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居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1.27万美元已超世界平均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水平（1.32万美元）仅一步之遥，但吊诡的是，中国的消费水平远远滞后：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2%，不仅低于美国的68%，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55%），还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俄罗斯（51.5%）、土耳其（54.6%），甚至也远远低于印度（60.5%）、南非（59.5%）这些人均收入远低于中国的国家。

每赚100元，中国人仅39元用于消费，美国人敢花68元，印度人则是61元，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可谓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问题是，从国际国内环境看，中国的消费驱动力正被顶在杠头上。

一是在国际层面。

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针对中国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通过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外交舆论战等，遏制中国崛起。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需构建内循环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内外循环兼顾发展。

而构建内循环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内需，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却与这一目标形成了天然矛盾。

二是在国内层面。

近年来，我国消费占比太小、投资出口占比太大的状况始终存在——在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的同时，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规律，在工业化完成后，若未能从投资/外贸驱动型增长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则很大概率陷入停滞，民众收入与消费能力随之低落。

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始终靠投资推动，消费始终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不足（低于30%）；日本衰退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出口导向工业化完成后，老龄化紧随而至，出现了净出口贡献率和消费率持续同时下跌的局面。

其实，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率若提高到55%的国际平均水平，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将上升到85%左右；若达到美国的68%水平，则中国GDP规模基本与美国持平。

可以说，中美的经济差距一方面是科技差距，另一方面是消费内生力的差距，解决好我国消费内生力不足的问题，其意义不亚于打赢科技战。

现实是，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与世界商品消费第一大国美国相比，差距大得出乎预料。

2021年，坐拥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才仅仅41万亿人民币，但是作为只有3.3亿人口的美国社会消费品总额7.41万亿美元（比中国高出近6000亿美元），一名美国公民的消费几乎达到了五个中国公民的消费额。

我国拥有14亿人口，却“花不过”3亿人的美国，中美消费水平到底差在哪？

一、消费理念迥异。

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5%，而美国只有3.3%；美国人口总数是中国的1/4，但是信用卡持有量是中国的8.5倍。

概因美国人秉持典型的工业文明消费心态，习惯于超前的消费信贷和零储蓄消费。中国则崇尚农耕文明勤俭的消费观念，花自己花得起的钱，更喜欢预防性储蓄。

再加上疫情冲击，近年来，中国居民存款屡创新高：2019—2021年，家庭存款平均每年增加10万亿元；2022年，中国家庭在银行系统的存款增加了近18万亿元；今年1月居民存款增加6.2万亿元，占存款增量的比重超过9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结果，中国是全球居民存款量最多的国家，甚至遥遥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

二、生活成本差异。

第一，从消费结构上看，中国人更愿意或者说更需要把钱花在饮食、居住、教育、交通四大方面，随后才是文化娱乐、医疗、生活用品及服务等。

其中，住房和教育几乎掏空了国人的钱包：中国家庭债务近六成集中在房贷，美国住房占比家庭开支则为33.8%—50%；中国教育支出在整个家庭占比为30%左右，美国家庭则只占十分之一。

显然美国负担轻得多，消费能力自然强。

第二，物价及汇率差异。

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掌握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还能通过加息或印钞来薅全世界羊毛，如2022年，美联储就先后7次宣布加息，以平抑物价。于是，美国的汽车、电脑甚至星巴克的咖啡等商品自然比中国物美价廉。

放眼中国，消费能力在物价面前本就不高，同时工资水平却没有上升，为维持基本生活及储蓄，再次限制消费就成了中国人的普遍选择。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中国人似乎就是巴尔扎克笔下吝啬的葛朗台，贪恋财富，却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真的是中国人过于“吝啬”吗？

实则不然！中国的消费不足，追根究底在于，居民收入在GDP构成中占比过低，即经济发展中的收入过低导致了居民消费被长期抑制。

2020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收入比重是44%，美国是83%，全球平均水平大概60%。

对中国而言，面对如此低的收入比重，撬动消费难度可想而知。

要知道，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一，消费倾向，这等于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

其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而且，正如在《通论》中，凯恩斯列举了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前者包括就业、收入、利率以及收入分配等，显然，收入是决定性的，概因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收入高，收入稳定，消费倾向自然也就高。

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倾向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在2001—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

如此一来，在消费倾向既定的情况下，只要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48%，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或者，在居民收入占比既定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56%，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

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演变到一定程度，中国难逃贫富分化的内需悖论。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收入呈现出“穷降富升”的发展趋势。

问题是，资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靠这少数人消费是带动不了整体经济的——尽管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住房汽车等高端消费能力强，但其边际消费倾向低，无法支撑消费普遍而持续的增长；

而消费的主力军大多数人手中没有多少钱——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他们收入的增长，更有利于消费的整体改善。

此外，同样作为中高收入群体，美国不仅中高收入群体数量远在中国之上，而且对中高收入的标准也高出中国，即“美国的富人比中国多，还比中国富”。

所以，美国中产阶层的购买力不容小觑，组建了家庭的中产阶层更是担任起了拉动消费的主力军，其为了维持全家生活而进行的消费几乎是遍布所有产业。

可见，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有钱”！中国的居民收入比长期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注定了消费率不可能太高。

就此而言，近年来，尽管国内往往通过发放消费券、加码减税降费来提振消费，并取得了相当效果，如美团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商户的日均交易额比活动前一周平均提升55%，多地中小商户日均交易额平均增幅超过100%，有效带动了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但这也不过是临时性的经济刺激手段。撬动消费的关键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的GDP占比——既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又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解决当前多数人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刺激消费，实现国内消费内循环的良性发展。

更关键的是，百年变局时代，过去三百年的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走到尽头，人类迎来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劳动力的前提被釜底抽薪，国家经济、社会经济将加速度登上历史舞台。

说到底，撬动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最终是制度问题。

短期和直接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增加和稳定就业，企业活则就业活，稳收入方能促消费；长效机制更需吻合百年变局的内在逻辑，把消费主体从居民转向企业和国家，使其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总之，人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各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原始动力。

从这个经济学最本源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台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有14亿人，就相当于有14亿台发动机。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一旦启动，就爆发出巨大能量，从一穷二白迅猛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最根本原因。

站在变局时代路口，要根本解决消费不足，收入过低问题，最终还是要在深层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实的成效，而这注定了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