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不仅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年轻的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2023年4月，印度多家媒体纷纷报道，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最新数据，2023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其中印度年轻人有8亿之多，占全国的六成还多，平均在29岁的最佳劳动年龄，丰富劳动力使得印度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然而，印度的年轻人却开始遭遇“危机”：劳动力转换成红利的过程并不顺利：近日，在职训练公司Wheebox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的毕业生有将近一半（49.7%)“无法雇用”，即便是印度最热门的科技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也仅有六成左右属于“能够聘用”的程度。今年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现象，近十年来，印度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始终徘徊在20%之上。

事实上，印度并非特例，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韩、日这三大亚洲国家的年轻人也在遭遇不同程度的“青年危机”：

一、中国年轻人遭遇就业问题。

2021年2月，中国青年失业率为13.1%，2023年5月又进一步上升到20.8%，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新高。一句“我太难了”成为年度流行语，对于就业困难不少网友纷纷吐槽“准备了五份简历转了五圈没发出去”、“孙悟空来了也得打500个销售电话才能走”、“以为高考完就轻松了，毕业了发现这才只是个开始”。

二、韩国年轻人正在沦为“穷一代”。

早在 200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新闻公报宣布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年轻人本应成为富二代，可事实上他们正在沦为收入上不去、以房贷为代表的债务又下不来的群体。

韩国年轻人间流行着“乞丐房”式的网络聊天，群名就叫“每天每分每秒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乞丐的事实”，群主会每天带组员喊口号“我们是乞丐”，群公告是“凡花销超过1000韩元（约5.5元）的行为都该反省”。在生存压力之下，韩国不少年轻人正在成为“三抛”一代，即放弃恋爱、婚姻和生子。

三、日本年轻人开始进入无欲时代。

1967年，日本就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一大批失去希望的青年群体也越来越不想承担更多风险：不只是房贷、车贷，连结婚、生子等都不愿承担。

职场中的年轻人只求安稳，很少执着于追求升级加薪，赚钱养家的概念形同虚设。而对生活失去渴望的年轻人开始进入无欲时代，这也进一步造就了日本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并进一步减缓着日本经济发展的脚步。

困局之下，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印度、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达国家日韩却出现了相似的社会现象：

一是考公热。

整体就业形势不稳定之下，收入稳定、有社会保障等优点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考公大潮：

印度公考录取率约千分之一，有“最难考试”之称；2022年中国国考平均68人竞争一个岗位，录取率约1.5%；韩国人调侃考公“三年是必修，五年是基础，七年是选修”，录取率低至2.4%；日本也曾兴起考公热，然而近十年来由于工作强度大、加班多等原因，地方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逐渐下滑。

二是“婚难时代”新生人口减少。

随着不愿结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新生儿数也开始减少：

近年来，印度生育率不断下滑，2022年已跌至2.03，小于联合国推算的长期人口保持不增不减需要维持生育率的2.1；2022年中国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是196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2023年3月，韩国新生儿数已连续86个月同比负增长，2022年更是历史首次连续两年总人口负增长；日本更是在2022年达成了连续12年总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现状。

三是消费降级倾向。

性价比日渐成为各国的消费关键词：

及至目前，与印度庞大人口规模相匹配的消费潜力尚未兑现；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和快时尚品牌正在败走中国，而拼多多正在占据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在韩国及时行乐风潮的另一面，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中国“省钱”电商平台AliExpress（速卖通），其使用时间在同类平台中排名第一；而日本低欲望社会出现的最早，早在20世纪低欲望主义就已经开始抬头。

不难看出，印、中、韩、日仿佛正处于平行时空时间线上先后出现的四个点：

印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昨天版本的中国——同样在享受着人口红利、产业转移和经济起飞期；

而日韩某种意义上又像是未来版本的中国——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后，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

而无论是上文提到的考公热、出生率降低还是消费降级，年轻人“塌陷”带来的社会现象也在按照这样的顺序依次显现、反复上演。

作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如今四国年轻人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状况。

就业稳定性降低、不愿组建家庭、现实与梦想出现落差的新社会人群数量正在增加，这也给维持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压力。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禀赋和机遇抉择之下，各国年轻人问题的发酵程度与社会容忍度也会有所区别。

具体而言，首先取决于四国的经济基础：

一、经济总量方面，四国的排序为：中、日、印、韩。

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度。以2022年数据进行比较，中国长期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8.1万亿美元；其次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这一数据同年达到4.23万亿美元；印度和韩国分别以3.39万亿美元、1.67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五和第十三位。

二、人均财富方面，四国的排序为：日、韩、中、印。

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后的财富数据相对社会稳定度而言也非常具有参考意义。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度数据，日本、韩国的这一数据分别高达3.38万美元和3.23万美元，其后是中国的1.28万美元，印度以0.24万美元排在最后，这一数值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0.64万美元。

三、财富分配平衡方面，四国的排序为：日、中、韩、印。

以代表贫富差距的经典数据基尼系数而言，数值越小的国家其社会稳定度一般将会越高。日本基尼系数0.32在四国中最小，处于相对合理区间。随后是中国（0.474），处于收入差距稍大的区间。而韩国（0.606）和印度（0.823）最高，属于贫富悬殊的区间。

其次，社会容忍度也取决于社会情况：

一是社会福利方面，四国的排序为：日、中、韩、印。

以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作为参考，比重越大将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日本以22.3%排在四国第一位，其余三国相差不大，其中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约为13%、韩国为12.2%，印度为10.4%。

二是年轻人就业率方面，四国的排序为：日、韩、中、印。

失业的年轻比例越低社会将更加趋于稳定。2022年，日本和韩国的年轻人失业率分别为3.7%和5.9%，考虑到失业率没有将日韩国内大量存在的长期不工作、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计算在内，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数据还将更高。而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的这一数据均相对较高，分别为18%和23%，这意味着两国存在着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想找但还没有找到工作。

三是高等教育普及方面，四国的排序为：韩、中、日、印。

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参照，2021年，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71.5%，而这也为韩国带来了学历“通货膨胀”，中国与日本数据接近，分别为57.8%和56.6%，而印度这一数据较低，仅有27.1%，事实上，印度也的确面临着高等人才缺乏带来的产业发展受限，以及低教育普及带来的高失业率困境。

最后，社会结构、地缘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对社会稳定情况带来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容忍度最高，日本和韩国居中，而印度最低。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特质。

近年来，随着陆权权重的上升，经济实力对比、技术发展正朝着有利于陆权国家的方向发展，作为陆权国家，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进一步维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度。

相反，在陆权和海权的反转中，以日、韩为代表的岛屿、半岛国家，国运衰退，经济上的不稳定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再加上日、韩在政治军事领域高度依附美国，无法做到独立自主，政治上的不稳定导致了政府决策的滞后和不稳定，也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对于印度而言，多语言（印度的语言多达1652种，仅官方语言就有22种）、多民族（100多个民族）、多宗教（7大宗教），且缺少统一收敛的稳定变量，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其社会内部的撕裂和对立冲突,也埋下了印度社会动荡的种子。

综上，从社会容忍度角度为中、印、日、韩四国社会把脉的结果也就较为清晰了——四国青年躁动指数为：印度最高，韩国次之，日本、中国随后。

虽说各国程度不同，但不容忽视的是，若任由青年问题持续发酵，后果不容小觑。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可能会产生两种极端后果：

一端是以震荡、动乱为表现。

以印度为例，近来在曼尼普尔邦、哈里亚纳邦等地多次爆发动乱，其中有着宗教、民族矛盾的因素，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更是由于印度长期在资金、教育等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公激发了众多年轻人的愤怒。

另一端则是“躺平”、不作为。

以日、韩为例，韩国财阀和政府部门提供岗位的有限性与极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71.5%）之间的矛盾，导致越来越卷不动的年轻人开始拒绝结婚生子，少子化社会也由此而来。与之类似的是，日本经济的停滞也孕育了年轻人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宅文化”，躺平的年轻人几乎不出门，更别提结婚、生子了。

中国虽然暂时未曾走向某个极端，但年轻人问题也不容忽视。

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入寺庙，“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成为年轻人释放压力、转移焦虑的新方式；又如，抑郁症也开始盯上年轻人，《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抑郁患者超过9500万，而年轻人正是抑郁的高发群体。

就此来看，中国需以印、日、韩经验为借鉴，帮助年轻人更好地适应、融入社会，从而预防问题的进一步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