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上证指数从历史最高的6124点跌破1800点。财政部放出一招印花税救市（宣布印花税由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让A股市场上演一场暴力反弹，当日涨幅达9.45%。而观当下，无论是8月27日包括印花税减半征收在内的“四支箭”齐发，还是10月以来央企领衔增持回购，A股救市效果皆不及预期。追根溯源，当前基本面和15年前相比，已处于截然不同的阶段。于内，GDP增长趋缓，房地产、地方债等置顶问题压抑市场信心，又因A股久盘不涨、震荡下跌不断消耗人气；于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美博弈等让外围环境逼近风险极高值区间，持续拉低市场投资的风险偏好。每逢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变化之际，也是经济学界理论争鸣之时。1991—1992年，正值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新阶段，高层召开了11次座谈会和经济学家探讨重要的经济社会命题；1997—1998年，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部结构性改革交叠，有多次经济座谈会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等一批经济研究机构也由此诞生……事实上，2023年初以来，经济学界已展开了新一轮讨论，尽管对中国经济所处阶段有着不同判断，但对改革的共识广泛存在，即以改革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转段。正如刘尚希的分析，如果说过去四十余年，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是主线，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多方面关系的改革”。从逻辑上推演，A股理应率先落实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发展转段——股市理论上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作为兑现市场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场域，践行唯生产力论，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在大浪淘沙后显出风流本色。功能上为发展转段提供资本支持，正如周小川的观点“资金进入到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当下迫切需要形成“牛市让投资者赚钱——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上消费——促进上市公司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提振市场信心”的正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