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先是2023年10月3日，共和党人“背刺”其领袖麦卡锡，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遭遇罢免去职的众议长。在这一周之后爆发的巴以冲突影响外溢，甚至冲击西方大学长期以来的自主治理精神，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因拒绝从“宪法角度”谴责校内反犹言论，被迫于2023年12月9日辞职。

这还没算完，临近2023年末，科罗拉多州、缅因州相继使出杀招，援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参与叛乱”的规定，宣布特朗普的名字将不被允许出现在该州选票上，而最高法院却拒绝立刻做出裁决（尽管推翻州裁决的概率极大），在特朗普团队于2024年1月4日提交上诉后，宣布将在2月举行首次听证会，态度暧昧。当前美国政治已然一副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景象。

表面上，当前美国政治乱象源于政治极化使两党权斗加剧，党争成为近年美国政治的主旋律。

美国联邦选举机构统计显示，自1996年至今，众议院高竞争性选区减少一半，约400个席位（共435席）在选举开始之前就基本能够确定当选议员所属政党。

皮尤研究中心进一步指出，相比于1970年代来说，如今参众两院议员立场有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而在地理位置与种族构成方面，南方州是保守派的基本盘，少数族裔则是自由派的大票仓。

美国政治的主线已演变为左右翼对立的政党恶斗，跨党派合作自然是无从谈起——就在2023年，共和党参议员特伯维尔以抵制国防部堕胎补贴政策，宣布无限期搁置拜登提名的美军高层，人数达400余人，前后拖延约9个月，甚至引得同党几位资深参议员公开批评。

这场闹剧最终以民主党依赖多数优势而堪堪收场，荒唐的是，共和党参议员此时又站出来指责民主党滥用议事程序。

实质上，美国已经触及政治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三条“分叉线”。

其一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固化明显。

桑德尔在《功绩的暴政》一书中指出，虽然两党极力追求“让有天赋者实现（阶层）跃升”，但根据美联储报告，2021年时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资产已超过中等收入家庭的总额。此外，各常春藤大学中出身自最富有1%家庭的学生至今仍占据学生总数的六分之一。

其二是互联网、金融业疯狂“敛财”加剧实体产业、制造业空心化。

美国联邦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仅2019年硅谷产值高达2750亿美元，人均收入甚至高于卡塔尔；在华尔街投行、对冲基金工作的新人，也可轻松拿到16万美元年薪。与之相对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20年以来便低于中国，且占GDP比重连年走低。这说明白宫回迁制造业的尝试收效甚微，进一步加剧依赖制造业的锈带州经济困境。

其三是国际政治中的阵营利益与美国优先难做平衡。

以美国对华芯片制裁为例，欧洲与日韩相继被迫卷入这场损人不利己的大国博弈中，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日本尼康公司均在2023年出现大幅亏损，而美国政府仍在企业叫苦不迭中加大对华科技围堵力度。

近年美国政治“剪不断理还乱”实则仍是政治路线之争，其内核是强调政府干预作用和奉行完全自由市场的思想碰撞。如美国立国之初，就有英式杰斐逊主义和德式汉密尔顿主义的争论。

英、德作为欧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在19世纪分别孕育了西方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经济思想演变的两个关键源头。

据《国际问题研究》刊文指出：杰斐逊主义脱胎于英国工业革命经验，拥抱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尊重自由市场；而汉密尔顿主义与德国工业化道路有很大关联，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演化为“杰汉之争”。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罗斯福新政和里根经济学轮番登场，为彼时的美国开出一剂药方。

罗斯福新政受凯恩斯主义影响，以政府干预市场缓解总需求萎靡和失业潮，使美国进入依靠政府“有形之手”管制的时代，是其经济理念的第一次重大转型。而石油危机时期，里根经济学转而倡导放松政府管制、回归自由市场竞争，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成为压倒性的经济理念。

新自由主义不仅一度成为主导思想，还成功改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最后被提炼出十条“金科玉律”，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华盛顿共识”。

一般而言，自由主义思想更便于进行理论提炼和叙事传播，而国家主义更长于操作实践。美国因此被打上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标签，自由主义被认为是美国成功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对美国政治的广泛误解。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社会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感愈发强烈。这导致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困扰。这些变化和挑战在美国国内激起了长达十年的学术反思和政策辩论，本质上是200多年前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辩论的再现。

如今，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巨大变革力量凝聚成强大的执政共识，并转化为现实的操作方案，“新华盛顿共识”由此横空出世，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美国正尝试“找回”被遗忘40多年的汉密尔顿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