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两大战事难消停，全球右翼大肆登场！2024年大战的风险有多大？（上）》）我们预测了2024全球地缘战争的局面，而战争之火从来不是凭空产生，其中少不了右翼、极右翼势力的参与。当下，右翼上位更如水银泻地，成为普遍现象。

2024年，全球共有70余国将迎来选举，这些国家均呈现出明显的右倾趋势。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空前发展，造成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利益失衡，由此造成其内部国家主义权重上升。

以美国为例，过度金融化与制造业外迁，不仅使实体产业严重空心化，还令其常年维持巨额贸易逆差。

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民众希冀“政府之手”干预经济。2023年11月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已反超拜登。如今，特朗普锁定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基本已成定局，若其实现“二进宫”，将是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最具分量的“胜利”。

另一方面是地缘对抗加剧，令周边国家不得不转而选择明哲保身、“本国优先”。

当地缘的紧张氛围表现为战争，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小国家。匈牙利在2023年12月，否决欧盟高达500亿欧元的援乌拨款，使欧洲领导人们不得不择期再谈。匈牙利的反对不无道理——惹恼在前线占优的俄罗斯，对于身处欧洲腹地、体量不大的匈牙利来说，恐怕将会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右翼上台虽较为普遍，但形形色色的右翼政府，会在右倾道路上走多远，暂时仍未可知，不能一概而论。简言之，是不同国家右翼的右倾程度不够确定。

一则，选举政治的要义在于抓人眼球，实际施政与理想状态存在落差。

“世界就是草台班子”，无论左右翼都以赢得选举为最终目的，为此，难免需要抛出各种“扣人心弦”的政治口号。特朗普就曾在2016年竞选中，提出过由墨西哥为修建边境墙买单的荒唐想法。即使右翼在竞选时如何“天花乱坠”，上台之后能悉数兑现的寥寥无几，完全右倾更是无从谈起。

二来，在野党派竭尽所能扰乱施政，政府常被反对党掣肘。

选举政治无外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回合制游戏，因此，在野党派热衷于给政府“使绊子”，以便实现政权更替。

无论由谁执政，在野党派必然以相反路线进行纠偏。就拿波兰来说，新总理几乎将前任政策全部推倒重来，如欧盟和乌克兰，凡是前政府疏远的，新政府都会“加大合作力度”。

进一步分析，俄乌战争与巴以冲突，都是右翼崛起造成的国际政治变局之下，地缘矛盾的局部爆发。这两场战争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推高了人类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担忧情绪。

诚然，前两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但在本质上，仍是传统形式上的战争。可以确定的是，全球虽然频频“爆雷”，但是主要大国之间，并无意愿挑起足以毁天灭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因为：第一，战略威慑武器的存在，使各国均不敢轻举妄动。

二战以后，核力量成为大国军火库中必不可少的储备。普林斯顿大学模拟试验指出，500枚核弹头就可造成9000多万人伤亡。

核战争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三个最有实力的核大国来说，中国“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美、俄深知核战争恐怖，不会真的“按下按钮”，否则人类早已覆灭在古巴导弹危机之中。

第二，2024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仍不足，战争于各国都是“奢侈品”。

事实证明，战争是门“烧钱的生意”。2024年1月初，俄国防部称，共有50多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总额逾2000亿美元，甚至超过该国2023年GDP总量。IMF预测表示，2024年全球有半数国家经济增速赶不上通货膨胀，更使得世界大战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然而，以科技战、贸易战为代表的大国博弈副产品，使得隐性的“世界大战”仍可能发生。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此类“战争”不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范围量大面广。

拜登上任之后，加大对华芯片围堵，却由此造成荷兰、日本等国半导体产业大受打击，就连英伟达都在2023年8月，因芯片禁令，遭遇500亿美元的股价蒸发。由美国挑起的科技战，深化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组与迁移，并迅速波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俨然一场当代“世界大战”。

话虽如此，右翼的疯狂虽不足以颠覆世界，但“强出头”的特性，会将多少国家卷入战争是不确定的。

通过小规模冲突保障政治前景，乃是右翼的常规做法，却常在无意中殃及他国、走向失控。当前以色列仍坚持“完全消灭”哈马斯，一定程度上，是内塔尼亚胡企图押宝以军的胜利，为其化解执政危机。然而其一意孤行，不仅将自身顶在“杠头”上，更是造就当前中东一触即发的局面。

由点及面，各国右翼或多或少会采取如此策略，届时多少国家将深受其累，目前不得而知。

19世纪初，双缝干涉实验“一石激起千层浪”，将经典物理学撕开一道口子。1927年，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更是动摇了“物理学是一门确定性科学”的认知。

正如“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不确定与确定之间存在哲学意义上的互补互存。不确定虽是世界常态，但不确定的背后其实早已暗示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