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产业发展虽然带来了产能过剩，但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人口集聚，城市就此繁华、壮大，不过也由此形成了第二大过剩——城市化相对过剩。

为支撑更庞大的人口的生产与生活，以钢筋水泥、高楼大厦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城市化进程铺展开来。

然而，我国这种非典型的城市发展路径，虽在GDP的贡献上厥功至伟，却造成城市在应有功能上存在明显缺失。

如今城市发展“由硬变软”，在大众从追求物质满足向追求精神体验转变的当口，若沿用过去追求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城市化模式，必然难以为继。

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实现由城市化向城市深化（第二大替代）的思维切换。

城市化与城市深化虽仅有一字之差，内涵却全然不同，实际落实上更是大相径庭。城市深化已然超越纯经济视角，不再囿于GDP、土地财政等指标，而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俯瞰整个城市经济生态的格局。

在城市化转向城市深化的过程中，第三大替代——新基建的作用不容忽视。

传统基建构建城市内部及各城市之间的链接，而以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指明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是城市深化的新毛细血管，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只不过从实际投资占比看，新基建仅占10%，与老基建相差甚远，但新基建的成形将给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深化带来叠加、倍增效果。

城市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物、信息集中与交换的场所。正是因为交易、交流及要素优化配置等功能的需要，城市化成为金融诞生的必备条件之一。

而在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金融发展更是成为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与地方政府又不可避免地对金融产生过度依赖，造成行业性的过度金融化，因而第三大过剩随之产生，如地方债风险积聚、企业杠杆过高等，整体发展有着脱实向虚的趋势。

为避免出现美国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过度挤压等负面现象，中国早就调整管控，以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转折点，政府对过去金融发展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纠偏，重新明确了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方向。 

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金融衍生品相继“爆雷”。这边传统金融才被戴上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紧箍”，而另一边，金融改革已开启一条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非典型道路”，传统金融又将被新型资本釜底抽薪，只不过新型资本的发展尚在雏形。比如社会资本尚在鼓励引导阶段，新基建投资虽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但仍是以政府资本为主导。

综上，在三大过剩与四大替代的转换时期，经济形势可谓错综复杂。那么，2024年靠什么兑现经济增长目标？

客观来看，“三大过剩”已然形成，而“四大替代”尚未完全开启，经济处于转轨阶段，难免出现一时的错配、紊乱。

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关系，既不能讳疾忌医，任由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互搏，又不能过于自信，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应当着力让市场机制脱胎换骨以更好地发挥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这意味着破局当下经济困境，尤其需要在“大政府＋大市场”的复式之路上下功夫，做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大文章，让相关要求加快落地，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和经济新旧动能的切换，撬动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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