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期，同时也是物质财富大爆炸的黄金期。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居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1.27万美元已超世界平均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水平（1.32万美元）仅一步之遥。但吊诡的是，中国的消费水平远远滞后。从国际国内环境看，中国的消费驱动力正被顶在杠头上。一是在国际层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针对中国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通过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外交舆论战等，遏制中国崛起。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需构建内循环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内外循环兼顾发展。而构建内循环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内需，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却与这一目标形成了天然矛盾。二是在国内层面，近年来，我国消费占比太小、投资出口占比太大的状况始终存在。根据国家经济发展规律，在工业化完成后，若未能从投资/外贸驱动型增长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则很大概率陷入停滞，民众收入与消费能力随之低落。其实，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率若提高到55%的国际平均水平，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将上升到85%左右；若达到美国的68%水平，则中国GDP规模基本与美国持平。可以说，中美的经济差距一方面是科技差距，另一方面是消费内生力的差距，解决好我国消费内生力不足的问题，其意义不亚于打赢科技战。现实是，尽管中国已经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但却“花不过”3亿人的美国，中美消费水平到底差在哪？一、消费理念迥异。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5%，而美国只有3.3%；美国人口总数是中国的1/4，但是信用卡持有量是中国的8.5倍。概因美国人秉持典型的工业文明消费心态，习惯于超前的消费信贷和零储蓄消费。中国则崇尚农耕文明勤俭的消费观念，花自己花得起的钱，更喜欢预防性储蓄。再加上疫情冲击，近年来中国居民存款屡创新高。二、生活成本差异。第一，从消费结构上看，中国人更愿意或者说更需要把钱花在饮食、居住、教育、交通四大方面，随后才是文化娱乐、医疗、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其中，住房和教育几乎掏空了国人的钱包：中国家庭债务近六成集中在房贷，美国住房占比家庭开支则为33.8%—50%；中国教育支出在整个家庭占比为30%左右，美国家庭则只占十分之一。显然美国负担轻得多，消费能力自然强。第二，物价及汇率差异。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掌握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还能通过加息或印钞来“薅全世界羊毛”。于是，美国的汽车、电脑甚至星巴克的咖啡等商品自然比中国物美价廉。放眼中国，消费能力在物价面前本就不高，同时工资水平却没有上升，为维持基本生活及储蓄，再次限制消费就成了中国人的普遍选择。种种现象似乎表明，中国人似乎就是巴尔扎克笔下吝啬的葛朗台，贪恋财富，却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真的是中国人过于“吝啬”吗？实则不然！中国的消费不足，追根究底在于，居民收入在GDP构成中占比过低，即经济发展中的收入过低导致了居民消费被长期抑制。2023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收入比重是30.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倾向，在过去20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如此一来，在消费倾向既定的情况下，只要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48%，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或者，在居民收入占比既定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56%，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演变到一定程度，中国难逃贫富分化的内需悖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5，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收入呈现出“穷降富升”的发展趋势。问题是，资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靠这少数人消费是带动不了整体经济的——尽管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住房汽车等高端消费能力强，但其边际消费倾向低，无法支撑消费普遍而持续的增长；而消费的主力军大多数人手中没有多少钱——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他们收入的增长，更有利于消费的整体改善。此外，同样作为中高收入群体，美国不仅中高收入群体数量远在中国之上，而且对中高收入的标准也高出中国，即“美国的富人比中国多，还比中国富”。所以，美国中产阶层的购买力不容小觑，组建了家庭的中产阶层更是担任起了拉动消费的主力军，其为了维持全家生活而进行的消费几乎是遍布所有产业。可见，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有钱”！中国的居民收入比长期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注定了消费率不可能太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提振消费？敬请关注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