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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们正在被各国联合“围剿”?(下)——“攻”还是“守”?|研究报告

发布时间:2024-10-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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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豪们正在被各国联合“围剿”?(上)——转移与甩“锅”惹的祸|研究报告》一文中提到,各国在打击富豪逃税问题上不谋而合,共同组成了“围剿”富豪的“神圣联盟”,与逃税的富豪在各个领域展开博弈。

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则性博弈,各国相继在计税规则和法律上查漏补缺,在规则上对富豪逃税进行围堵。

如中国新《公司法》强化了对公司资本真实性的监管,要求公司注册时声明的资金必须在五年内实际投入,这一变化直接冲击了防火墙公司的风险隔离功能。

2024年5月9日,法国政府也公布了其打击税务欺诈的详细计划,至总统任期结束前把针对“大型财产”的税务调查次数增加25%,并规定每2年对100家最大上市公司进行审查,重点针对超级富豪和大集团的大型舞弊、跨境逃税行为。

二,组织性博弈。各国联合行动,共同打击逃税行为。

2021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达成了关于更稳定、更公平国际税收框架的协议,支持跨国企业利润重新分配、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等措施,并呼吁更多国家未来加入磋商。

这一举措或将重新定义跨国企业征税的方式和地点,理论上终结“避税天堂”的存在。

而在此之前,七国集团成员国就曾达成协议,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

三,技术性博弈,运用技术手段和数字货币,增强监察能力、增加逃税难度。

一方面,新的信息技术和协议方便了信息互换。

随着世界各国TIEA(税务信息交换协议)、CRS(共同申报准则)和CFC(受控外国公司)等协议的普及,各国政府对税务大数据的分析能力加强,税务局对长臂管辖权的运用能力也有所增强,以往在海外设立空壳公司、通过利润转移的避税方式越发难以行得通,承担风险也增大。

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带有整体把控的性质。

以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使支付更便捷的同时,也提升了财富管理的规范性,相关监管部门能够借助数字货币追踪经济交易中的各类微观动态、行为,并通过对大数据的监测、分析,有效防范个人财富的非正常流动,并提前进行较为精准的风险预警。

在这样的围追堵截下,许多富豪不得不重新评估逃税的风险,重新寻找、建立低成本的合规运营模式。

然而,在激烈的博弈态势下,很难判定究竟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逐渐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得到应用,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在促进技术监察的同时,也使得信托财产转移和管理变得更加迅速和便利,离岸信托避税行为表现出诸多新特征:

或是利用数字货币课税的空白转移资产,或是依托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隐匿应纳税所得额、使用与实体纳税身份相分离的数字化身份减少税负,或是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实现避税……






二、“攻”与“守”

贫富之“矛”与“盾”向来存在,对于富豪的财富,到底是“攻”还是“守”也成为了诸多国家面临的新问题。

一方面,极端化的政策或规制行为易导致社会的动荡,增强部分富豪财富向外迁徙的动机。

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以行政手段限制资本外流的同时,也使得部分富豪反而因担忧而出走海外。

根据《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过去一年移居海外的中国富豪数量达到61人,从海外归来的则只有8人。

而美国的情况相反,出走23人,流入144人。新加坡富豪数量同样有所增加,这些富豪在新加坡安身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使新加坡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全球金融风暴等事件后,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亚太区“最吸金”的城市。

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中更多的人走向富裕,当富豪的财富得不到保障,社会中也易产生不良导向性。

富豪这一社会群体并不具有一致性,不同人财富来源并不相同:有的通过经商办企业,有的依靠投资投机,有的或许利用灰色手段;同时,富豪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有人拿去再投资,有人选择做公益,也有人挥霍享受。

正因如此,并不能通过过度放大少数“无良富豪”的行为,进而对有钱人整体污名化,甚至造成误伤。

正如脑筋急转弯所说,“树上有十只鸟,打掉一只还有几只?”正确答案是没有鸟,因为其他鸟都被枪声惊跑了。

因而,中性化地对待富豪,通过机制和政策对社会财富提前进行规制,给予市场稳定预期的同时,做好方向性引导,才是维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策略。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富豪似乎也已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在政府与富豪博弈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2024年1月,慈善组织乐施在达沃斯论坛上炮轰顶级富豪们大肆揽财、导致贫富差距加剧,之后不久,超过250名超级富豪联合发布公开信,向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坛领袖们喊话,主动要求对他们征收更高的“富豪税”。

“我们要求你们对我们这些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征税。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它能将太多且没有生产力的私人财富转化为对我们共同民主未来的投资。”

未来,随着市场经济与国家经济之外的社会经济逐渐在世界各国出现,或将有越来越多“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保证企业的基本运营与发展”的企业家与富豪出现,主动同政府和社会进行勾兑。

届时,各国税收或将因这些有着先进意识的富豪的主动付出而获得更好的保障,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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