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正在拉开序幕。10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战略布局？一方面，中国的人力成本正不断攀升，那些低附加值从业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少，重新布局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制造业集中的东部地区正大力向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进军，又占地盘、又占能耗的低端制造需要腾笼换鸟。从空间上看，我国产业转移方向无非是内迁与外移两种。不管是从国家要求，还是从现实实践来看，加快引导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能加快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又能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还能把产业链留在国内，加强国防大后方建设，为备战、备荒做预埋。不过，尽管各级政府不断探索跨省合作、飞地经济、上下游对接合作等产业转移路径，但过去一段时间，预想的沿海地区产业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现象没有如期出现，或者说产业转移规模明显低于预期。现实情况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众多终端厂商不断向东南亚迁徙：先是服装、家具、箱包和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是互联网相关产业（游戏、电商、物流服务等），再是手机等电子产业。其中，越南是制造业从中国外迁的最大受益国，不仅拥有三星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而且聚集了全球主要的六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和硕、仁宝、英业达、纬创、广达）。受电子制造产业扩容的拍动，越南已经成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比之下，重庆的几个主打产业，如笔记本、手机、打印机的产量都出现了跳水现象，特别是打印机。如此一来，东南亚与中西部两者都被产业转移顶在杠头上：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欧美有意识的产业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背靠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地方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究其原因，尽管全球产业链处于持续重构中，但产业链在全球追寻价值洼地和利润高地的市场优化配置逻辑仍在，最终会依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集群。考虑到与中西部地区竞争的是东南亚，所以构成成本本身的要素集中在以下五点：一、劳动力成本。2023年，甘肃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1380元，山西是50452元，陕西是58022元，而越南平均工资不到3万元人民币，比中西部便宜近三分之一。二、原材料成本。以纺织业为例，橡胶和棉花是两大基础原材料，东南亚盛产橡胶不产棉花，而中国西部地区则盛产棉花不产橡胶。前者买棉花虽然走的是海运便宜，但要叠加进口关税成本，后者从云南海南广西等地买橡胶，虽然不用叠加关税但陆运成本高昂，这一块双方勉强算是打了个平手。三、建厂用地及其用水用电。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政策综合下来，优惠力度要比西部大。而且很多低端制造业是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东南亚环保政策较为宽松，但中国有2060年前碳中和这个远大目标在，这类企业不但没有优惠，还存在碳排放额的压力，建厂成本不是一般地高。四、关税税收成本。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产业转移被染上了浓重的地缘政治色彩。而东南亚税收较为优惠，对美国出口不存在征收关税的问题。因此，为规避贸易壁垒，大量中国企业绕道东南亚，将部分产业迁往越南等国，而不是去往中国中西部。五、从生产到运往销售市场的运输成本。东南亚海岸线绵长、港口众多，去大洋洲、美洲、南亚、非洲、欧洲都非常方便，而中国西部偏居欧亚大陆内陆，不论是走铁路直达欧洲，抑或是先坐火车到东部再转海运，运输成本均比东南亚高。可见，无论是去中西部还是东南亚背后都有考量的因素，只不过权重有所不同而已，但最终极易引发两个极端的后果。或是市场剧烈波动，典型如前不久大面积停电危机之下，越南制造遇重挫，上万家外资企业被迫减少用电，致工厂大量停工，就连乐歌等跨境电商都深受波及，外贸订单回流国内迹象增加。或是政府投入巨大，需付出人力、物力、财力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说到底，无论是市场行为东南亚，还是国家行为中西部，均内置极端化属性，以致政府与市场处于“二元结构”，招致产业转移的背离。其中首要的是勾兑国家战略和市场经济，构建更有利于推动产业转移的第三条道路。对于企业，在计划迁移产业项目到东南亚的同时，不能过度追求低人力成本、盲目外迁，还要考虑当地政局稳定、产业生态等。对于政府，应当用行政力量化解产业转移到中西部过程中的堵点。其实，当下舆论中对国内产业链外流东南亚的焦虑，本质上是因为我国目前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产业发展阶段：高端产业爬坡尚未完成，中低端产业又被新兴市场“偷塔”，进退失据的风险增加。除此之外，这些焦虑背后还有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比如“全产业链安全论”，殊不知，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即产业链的二元悖论）。更关键的是，中国产业升级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代转变，为中西部和东南亚两者的均衡和相融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