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连续剧般的激烈“厮杀”，2024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迎来最终结果。这一轮选举进程把美国社会的撕裂与极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前全球地缘博弈升级，美国内部社会离散严重，选民政治立场存在明显对立，为总统选举注入了“乱”的元素。
选民边缘化的直接表现是近年西方国家内像特朗普这样非主流、非传统政客的涌现，虽然不足以撼动现有政治生态，但是加速造成了社会的空前割裂。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时至今日，政治却成了“一小撮人的游戏”，原本应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选民却被边缘化。事实上，选民边缘化已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与以西方政治体系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其中以欧美国家较为典型，造成选民边缘化的原因存在至少以下四个维度：其一，在政治层面，西方国家当选政客通常只代表特定选民团体，其政治主张主要迎合该群体。最早建立立宪政体的英国实施小选区制度，候选人只需在单一选区内获得简单多数选票就视为当选，即“赢家通吃”。这一制度有利于执政党组建政府（对比德国长期需要多党合作执政），却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小选区内其他选民的诉求——保守党议员能够代表本选区支持工党的选民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政客与选民的疏离正成为西方国家的选举特征。而且，门阀和世家政治盛行于西方国家，造成政府更替频繁、施政却是“换汤不换药”，社会并未有实质改观，愈发使选民对“民主”失去信心，主观上比较排斥选举活动。该现象在日本这个“特殊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去年参议院德岛·高知选区的国会补选中，参与共选的德岛县和高知县两县投票率分别为23.92%与40.75%，均创历史最低。抱着“谁当选都不会有所改变”的想法，日本“不支持特定政党”选民徘徊在四成左右，甚至多于支持自民党的选民，年轻人尤其对选举不感兴趣。其二，在经济层面，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成本高昂，基本将参与者限定在富裕阶层或政治世家。政客谋求连任主要求助于资本，资本获取政策便利则依赖于政客长期在任，双方就此形成“互惠”的利益链。以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为例，联邦选举委员会披露该届选举总计投入资金约89亿美元，远超2018年中期选举时的71亿美元纪录，媒体普遍预计2024年大选投入资金将继续攀升。金钱政治是西方国家公开的秘密。昂贵的选举成本迫使政客与资本捆绑，甚至富裕如特朗普，也不得不在2020年大选期间四处奔走，试图说服共和党金主为其注资。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内华达州共和党团要求候选人先缴纳高达55000美元的“报名费”，方可参加党团组织的初选。如此门槛，甚至让个别共和党政客（包括前副总统迈克·彭斯）望而却步。其三，在社会层面，西方国家社会内部高度分化，矛盾尤其突出，造成选民政治立场发散严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基于种族、阶层等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这类矛盾如今演变为一方力争压过另一方的政治斗争，输掉的一方发酵更多“怒火”。印度曼尼普尔邦去年的族群冲突再次将这个多民族国家推向分裂与混乱的边缘，根据印度当局统计，超过两万人因冲突被迫离开家园。曼尼普尔邦的冲突源自族群内部矛盾，以下列举两个典型案例：一是自1990年代以来便存在的那加人与库基人互相敌视，据统计，1992—1997年间，双方对峙累计造成600余人丧生；二是梅泰人与该邦山区居民因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的对立，后者仅占该邦人口少数，却在邦政府与中央政府层面有更高的供职比例。曼尼普尔邦的族群冲突是印度社会的缩影，除去族群因生存空间、资源分配等产生的倾轧以外，宗教与种姓也是印度社会的“老大难”问题。这些因素已经渗透到印度政治当中，不同族群、宗教、种姓的选民之间如今几乎不可能达成政治共识。2019年通过的《公民身份法》试图以宗教信仰构建国家认同，却又公然排斥伊斯兰教，令全国2亿穆斯林人口“寒心”，国家愈发“散装”。其四，在策略层面，所谓民主选举成为政客“画大饼”的平台与契机，上台之后又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疏远选民，凭喜好施政。以自诩为民主的中国台湾地区为例，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2016年曾打出“维持两岸现状”与“维持台海和平”等口号，上任之后却勾结美日等国干预、炒作两岸问题，2022年8月更是配合美国完成佩洛西窜访，不仅单方面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更是置约半数不愿看到两岸发生冲突的台湾民众于不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同样也在嚣张挑动两岸对立，而台湾民众并不买账：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数据显示，赖清德支持率在岛内已跌破三成，足见民进党裹挟舆论、刻意放大两岸矛盾的做法，正在失去期待安稳生活的多数台湾民众的信任。当前部分政客能力每况愈下，只能依赖徒有其表的口号吸引选民，却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西方国家的政客当下正逐渐成为“花瓶”般的存在。前英国首相特拉斯在其短暂的45天任期内，先是宣布约450亿英镑的大规模减税，而后因市场震动又决定维持所得税最高45%税率不变，旋即又对计划做出修订，其前后矛盾与手忙脚乱的一系列操作，被英国民众嘲讽“甚至不如一颗生菜（保存长久）”。究其根本，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内嵌着民选悖论，即选举权得到拓宽且看似平等，选出的政客却愈发不尽如人意，同时催生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想抬头，这主要是因为政治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并非“越参与，越透明，就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