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好莱坞正在经历的，很可能是接下来各行各业都要面临的。

围绕着AI这个新的增长神话，攀登科技树的兴奋和被取代的恐慌一齐向人类袭来。

一方面，AI的应用落地正在重新定义创造力和生产力，释放前所未有的技术红利。

麦肯锡报告称，AI将为全球经济每年“贡献一个英国的GDP”。报告发现，在其研究的63种应用中使用生成式AI，将为全球经济每年带来2.6万亿至4.4万亿美元的增长。

例如，一旦AI的发展被应用到电影工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后，其影响力几乎足以颠覆好莱坞的未来。

文生文模型Jasper、Squibler等，可以快速创作符合要求的故事，承担编剧的工作；文生图模型Midjourney、Dall-e等，可以根据要求生成概念图，承担概念艺术家、原画师的工作；文生音模型ElevenLabs、Suno等，可以根据文本生成原创歌曲和多种类型声音，承担配音演员、配乐师的工作；文生视频模型Pika、Runway等，可以根据要求呈现想要的视频内容和人物形象，承担后期特效师、演员的工作。

在科技巨头宣扬技术红利时，如何跨越技术鸿沟这一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好莱坞的危机即是一个缩影。当AI逐渐侵入电影制作的核心地带，即剧本写作和影像拍摄时，一切都变了。

首先是版权争议。一些群演和头部演员担心他们的形象、肖像、声音等被AI技术滥用。此外，在电影智能制作过程中，同样涉及大量数据和素材，那么其原创性和独创性又该如何界定？

不久前，欧洲编剧联合会和国际编剧协会的成员就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呼吁应“道德使用”人工智能。该决议中明确提到，只有人类作家，而不是人工智能模型，才能获得原创作品的版权。

其次是恶性竞争。AI降本增效可能会导致不良的价格竞争。创作者争取更多的利益，资本则想压价，AI成了助燃剂，所带来的可能是整个创作生态的恶化。

AI带来的究竟是技术红利还是技术鸿沟？显然无法一概而论。事实上，无论是行业发展还是国家竞争，AI的天平如何倾斜，取决于以下四大要素：

一是技术水平。

技术能力较强者，往往倾向于大力支持AI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以攫取先发红利。而技术能力较弱的一方，则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应对鸿沟，甚至会采取脱钩断链的手段，以阻挡外部技术对本行业、本国市场的侵蚀。

二是人口结构。

这涉及劳动力供给和老龄化两个问题。劳动力供给充分的国家，就会担心劳动力被AI替代，比如印度现在就很担心，因为AIGC会让他们国家软件外包服务业被AI大规模替代，可能形成大规模失业。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就会更加积极支持AI的发展，比如日本就特别支持护理机器人的发展。

三是劳资博弈。

一旦企业广泛使用AI或自动化机器人，工人收入下降甚至失业也将随之而来。此时，劳资关系就可能成为影响一个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罢工来抵抗时代潮流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美国汽车行业大罢工，好莱坞编剧演员大罢工。但这些反抗抵挡不住时代的潮流，尤其是技术本身也在瓦解传统的劳资关系，如今，大量的“幽灵工作”替代了传统的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变得更富弹性化，这使劳动者之间的联结变得弱化，其对抗资本的力量被不断削减。

四是社会规范。

民众对隐私的注重、对伦理的在意，都会影响AI相关的行业规范、国家治理。比如美国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因种族歧视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抗议和呼吁立法的浪潮，IBM、亚马逊、脸书等企业宣布停止提供人脸识别技术并删除生物识别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