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家普遍不愿抛头露面。
当初日本最大的餐饮连锁店“和民”的老板渡边美树在经营企业成功后，便想弄一个国会议员当一下。
2013年，他作为安倍领导的自民党的候选人参加参议院议员的竞选，最终当选。但公司并没有因为他成为国会议员而股价飙升，反而从此走上下坡路。
因为他给人落下两个不好的印象：一是“不务正业”，二是“安倍走狗”。
松下幸之助也曾想过参与国政竞选议员，但最终被周围的人劝住，只掏钱办了一个“松下政经塾”。
因为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与政治搭界利少弊多，还会增添政治风险。
就连日本两位轮流坐庄的首富，卖休闲服的“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和软银集团的孙正义，他们虽然是打高尔夫球的密友，但是媒体也很难拍到两人高调地在一起打球或喝酒的照片。
同为儒家文化圈，中日企业家在“一收一放”间差距尽显。
看形象，日本企业家给外界留下的是“勤勉低调、谦恭严谨”的形象，而“敢想敢干、高调张扬”则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标签。
细数中国商业圈，主动露脸的网红企业家一天比一天多，前有马云、罗永浩、张朝阳，后有周鸿祎、雷军、刘强东。
拼数据，1996年，《财富》公布全球500强榜单，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占据了156家、149家和4家的席位。
然而，到了2023年，这一格局发生了显著转变。美国企业数量略有减少，降至136家；日本则遭遇了显著的下滑，仅剩下41家上榜企业；而中国则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企业数量激增至142家，成为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比科技，面对媒体，软银孙正义曾痛心地说道，“科技产业几乎从日本消失了”。
以AI为例，Open Calm、Rinna等模型都是在日本AI业内名列前茅的模型，但它们在评测中的表现却要远逊于OpenAI已经过时的模型GPT—3.5。
而且，如今日本在AI领域，既无巨头，也无特别出色的初创企业。
“平成贵公子”的日本，似乎正如一位美国作家形容“日本像他们的瓷娃娃一样，正优雅而安静地死去”。
较之日本，中国内部强大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数字化的强大生产力，不仅衍生出了网红、网贷，还孵化出了大量的网红企业家。 对此，有网友总结为，“网红的尽头是带货，互联网的尽头是放贷”。 而这个生意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一，数据流量有周期性。 大多数短视频网红“生命周期”就半年，甚至只有两三个月，这是很残酷的事。互联网大平台有流量优势，不怕竞品来抢用户，不过也怕用户因为厌倦感而自己流失。 流量焦虑的背后，无论是网红，还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家必然要为将来“另谋出路”，转型无可厚非。 二，数据消费即时性。 著名咨询机构德勤在《跨越数字化鸿沟——如何应对中国消费者数字化需求》一文中指出，依据统计数据，一个人在一家店平均会停留15分钟，在一个产品区域前会停留15秒，而75%的人是在5秒钟内做出购买决定的。 因此，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影响消费者决策？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发挥“聚众效应”实现商品价值变现？ 这些成为网红和互联网平台的通用手段。 三，流量与资本、利润捆绑。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数据正在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之后新的生产要素。 每一个在网上疯狂获取流量的人，脑袋里面都有一个公式：“流量=用户=金钱”。 在拥有庞大的数据流量、丰富场景覆盖后，互联网平台通过获取金融牌照，可以在合规经营前提下，去开辟第二个业务利润增长点——放贷。 2021年蚂蚁金服提交的招股书中就曾写道：至2020年6月末,信贷余额21536亿元，自有资金400亿元。用400亿元做了2万亿元的生意，按照8%的利差计算，每年毛利润1722亿元，是自有资金的4.3倍。 网红的尽头是带货，互联网的尽头是放贷，那么企业家的尽头为什么会是网红？企业家又面临哪些难题？请关注福卡智库后续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