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什么看不清形势？（上）——百年变局下的三大不确定｜研究报告》中我们提到，百年变局的推动之下，整个世界风云变化、波诡云谲，外交、政治、经济、社会错综复杂，情势瞬息万变。正如宝洁CEO罗伯特·麦克唐纳借用美军的军事术语来形容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满地跑的混乱局势——“这是一个乌卡（VUCA）的世界”，指的是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但从本质上讲，百年变局的背后是人类文明从“均衡态”经历“非均衡态”，并再次回归均衡的长期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论证：“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认为历史的发展呈现前进性、曲折性、周期性，前进的道路不是直线，而是迂回曲折的，甚至会出现向出发点回转的现象。但归根结底，历史的客观规律会推动世界不断进入新的阶段。这种必然的变革不仅带来经济形态的变化，还引发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然转变：首先，对于内生结构性矛盾的清算。当前，随着创新枯竭、需求放缓，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已陷入停滞，再加上不断膨胀的美元、美债锁定全球资本市场，市场经济逐步滑向“走火入魔”，亟待回归释放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的本源。其次，对外生性危机的修正。地缘博弈、文明冲突撕裂了以往全球合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需要重新构建相应的合作机制。最后，对于当前技术瓶颈的重大突破。智能科技的不断突破已经把人类社会推向下一轮技术爆发的临界点，技术极有可能以惊人的速度研发、迭代，反过来加速改变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面貌。只不过，正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假定，理性人总是厌恶风险，并且自发屏蔽风险。因此，即便百年变局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不能与风险划上等号，但其所蕴含的无限变化与无限可能依旧导致组织或个人不断调整身段，想要从绝对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的确定性：横向看，在全球普遍的不确定性中，中国是相对稳定的一枚璀璨明珠。全球性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挑战，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期。对比之下，中国正在“6+1”的逻辑框架下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安全岛：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外资提供了开放而自由的营商环境，务实的政策则为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产业升级的机遇期，中国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从纵向看，中国自身又不免随着经济进入调整期，而承受不断变革、不断适应的“阵痛”。经济的变化越是具有不确定性，越是让“稳”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这一追求稳定的努力却在市场焦虑和政策调整中更为凸显。市场波动的加剧甚至导致了一些政策的摇摆不定，越是试图提振经济却越可能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观之，在绝对的不确定性下，相对的确定性似乎也不足以让人感到安全，难免使整个社会陷入普遍性的困惑与恐慌：“敢问路在何方？”殊不知，社会之所以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手足无措，其实是在整个世界面临原有格局的关系错位时，沿用了滞后的观察方法。正如德国政治家拉特瑙所说：“如果只了解英吉利岛，你就不会了解英国。同样，如果你从未走出欧洲，那你也不会真正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对当前现象的观察与总结，遵从于因果的必然联系，似乎满足一定初始条件就会得到必然结果。殊不知，当人类尝试用有限的认知去概括无限的未知，往往顾此失彼、一叶障目。“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正如人类探索宇宙时使用的三个望远镜（哈勃、韦伯、欧几里得），每一次迭代升级、转变视角，都会打开一片新的天地。更进一步收敛，想要穿透百年变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但要穿透现实，更要穿越历史。我们所习惯并习以为常的当代世界，无论是在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历程中，抑或在数百年的科技爆发中，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哪怕是再微小的变量，一旦长期积聚都将引致人类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当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套用既往的认知去理解变化之中的世界，无疑将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辩证地看，世界的不确定与事物的发展演化实为一体两面。正如宇宙学中关于宇宙终极命运的“热寂”猜想：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时，宇宙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已经全数转化为热能，所有物质温度达到热平衡，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所有的变化与不确定也都会趋于沉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确定性不只是风险，更是重新洗牌、优胜劣汰的必然过程。当不确定性降临，与其消极躲避或是沿用原有的思维模式、方式方法去规避。不如选择主动穿透不确定性。换言之，在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事。具体而言，勇于在不确定的时代跳出已知看未知，放大观察世界的尺度，进而做好自己，实现“随心所欲不逾矩”。由此可见，在百年变局主导的不确定时代，当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进化或淘汰的必选题，唯有方向走对、方法随缘，才能在宏观世界演化的万千道路中不困惑地穿身而过，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式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