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金融演化有以下两大主线：

其一，化金融为资本，以其杠杆本质撬动社会资源配置。

以往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过去三四十年间的“中国奇迹”，不仅年均GDP增长率达9.4%（1978—2019年），是同期全球增速最高国家，更促进了各地互联互通，都市圈、城市群如雨后春笋生生不息，截至2023年底，仅国家级都市圈就已达到10个。

然而，国铁集团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铁路投资连续减少，传统基建一定程度上渐趋饱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规律正从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转轨，经济动能也由此落脚于科创之上。

科创既是中美大国博弈的锚尖，又是天然的资金“黑洞”。2011年开始美国“磨刀霍霍”，从封杀华为到限制中美学术界交流，再到针对华裔学者的“中国行动计划”、封杀“中国制造2025”，更是铆足劲要“困死”中国芯片产业。

中国也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在5G/6G、量子通信等局部领域弯道超车，坚持原创、自主研发实现科技突围。同时，从半导体、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到生物制药、人造材料、高精尖武器研发，无不呈现出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高回报的特性。

国际数据公司（IDC）在其2023年报告中称，量子计算支出到2027年将高达76亿美元，而这已是因硬件迭代速度放缓而下调预期后的金额。

而当金融杠杆聚焦于服务好科技经济，资本模式演化自是题中之义。即其二，化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与科技经济发展要素相匹配。

马云曾说“今天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以银行业为主的间接融资始终在中国社会融资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商业银行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引致“资产市场通胀，实体经济通缩”的两极格局，银行从金融中介异化为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独占，凸显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的必要性、紧迫性。

仅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看，《证券时报》统计显示，2023年1—8月间，企业直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总额不到9%，不及政府直接融资的45%，而贷款规模占比则是处在67%的高位。

只不过，区别于华尔街模式，将直接融资押注于证券市场，中国直接金融将走出一条差异化路线——通过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来兑现。

概因，当前大量的以不可抵押的、人的智力和创意为主的科技经济业态涌现，研发资金持续消耗成为企业“不能承受之痛”，也难以仅凭借经典资本模式支撑。

典型如硅谷银行，在其存续的40年间，一度占据美国高科技初创公司投融资领域市场份额的50%，却也最终在挤兑当中走向破产。科创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直接投资的长期支持，金融将充分发挥对冲科创高风险的职责。

由此看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未来仍要靠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实现突围。

清科研究中心和光尘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中，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已增至近13万亿元，2023年前11个月，全国范围内新设引导基金达107只。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模式创新——政府搭台，让企业、社会资本唱主角，以基金为平台，形成基金委员会主导项目投资、产业发展，让企业、社会的“大钱”归于各式各样的基金。

同时，基金平台的股权应对社会全公开，由此吸引大量股东，融通各类资源，如用“会员单位”少份额的资本撬动平台更大的社会资本，最终形成把银行、基金、股权、政府等都利用起来的杂交金融市场。

辩证地看，西方金融逻辑有其合理、自成一体之处。只不过，经典金融的泡沫与原罪如影随形、彼此绑定。

华尔街模式致命的内生缺陷，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底层逻辑，是要规避向社会转嫁出清成本的负面性，令过剩资本沉没在科创投资的新蓝海中。

在此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开展功能再造，组建中国式大投行体系，便是其中的核心要义。

虽然鉴于科创“九死一生”的规律，中国特色金融模式下，大量资本仍似“泥牛入海”；但其对社会产生的外部性，却远比华尔街模式在击鼓传花式爆雷，来得更为积极。

科技经济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是为科创打造“无后顾之忧”的环境。据科学技术部统计，2012—2022年间，中国科研人员总数增幅84%达600万人，社会研究与发展投入增加三倍至3万亿元。

即使科创失败率高达90%，让金融资本消耗在科创活动中，将对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利好。

若成功，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调动国民经济活力。如国产抗癌原创药物上市，使癌症患者五年存活率提升至40%，新能源汽车售价更是低至10万元以内。

若失败，至少养活大批科研人员与研究机构，过剩资本也在科创投资中悄然“蒸发”，并不“牵连”一般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