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依靠石油资源与石油美元、军事手段等掌控了石油贸易，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OPEC掌控石油生产、美国主导石油流通的“对峙”，并随后稳定了近30年。

如今能源竞争风波再起，根源在于能源转型带来的国家间能源竞争的底层逻辑变了。众所周知，工业革命背后比拼的是能源，这也让工业经济时期的大国竞争主要围绕着以石油为主的传统油气资源竞争展开。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规模应用，让煤炭取代了柴薪，也让最先将蒸汽机应用于工业与运输的英国占尽优势并成为了世界霸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和内燃机等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从煤炭时代进入石油时代，也让美国成功取代了英国的领先地位，接连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了伊拉克战争等武装冲突。

传统能源依托于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相当于开“大自然的盲盒”，国家间竞争“能源储量决定实力”，连小国也有可能凭借丰富的石油能源优势在全球占据一定的话语权。

中东国家开出了全球畅销的石油黑金，以至于在沙漠之中诞生出迪拜这样的全球化大都市；面积仅相当于四川省的荷兰在16、17世纪也因为拥有了丰富的泥煤资源使得酿酒、蒸馏、制陶等工业能够充分发展，很快成为欧洲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

不过，单一化的能源结构导致能源权力被集中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能源分布的不均匀也让能源安全、能源独立成为手握能源国家的巨大挑战。

就像石油不仅为中东带来巨大的利益，更有连绵不休的战争与争夺，俄乌战争的紧张局势也反向影响了天然气的暴涨，不仅让欧洲民众遭遇池鱼之殃，也让单一能源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随着时代的变化，能源技术的发展百花齐放、多点迸发，带动能源结构进入多元化时代，能源进入换赛道的新阶段。风电、光伏已占据新能源体系的半壁江山，核能领域商业化进程明显加快，还有更多以海洋能、可燃冰、干热岩为代表的新能源雏形显山露水，正成为能源市场上的黑马。

这也让国家间能源竞争的制胜因素从“能源运气决定实力”转向“综合实力决定未来”的新阶段。

此前的“能源大国”几乎等同于“石油大国”，传统能源时代国家的强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理地貌。而地大物博的中国，由于本身少油、缺气的先天资源禀赋不仅能源压力颇为沉重，在国际能源竞争中也被压了一头。

时代变化，现如今超级大国更可能抢占绿色能源主场之位，多元化能源时代的“实力”除了地理因素，更在于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毕竟，“只有小国才做选择题，大国全都要。”

其一，大国地大物博具备承载能源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纵深，可全面押注。

传统能源地理分布不平衡，产生能源生产、消费的空间分离，小国也可凭借运气占据一席之地。而绿色、低碳、泛在、可再生的能源无处不在，其可获取性较化石能源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国不仅拥有辽阔的土地，更有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还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低平的盆地，每种新能源都能找到依托发展的地貌特征，能源类型遍地开花。

中美地域辽阔，部分地区日照充足、水力资源发达，可供选择的能源种类五花八门。美国为开发太阳能，一口气就能选中西部11个州、2200万英亩联邦土地为开发太阳能用地；中国大西北高大的山峦和广袤的平原形成了天然的风力发电场所。

而日本岛貌狭长多山，无法形成大面积集中的风、光发电，只能押注氢能；英国地域小、配置少且气候多雨，退而求其次选择拥抱核能。

其二，大国大市场，即便外部受挤压，也可以内部市场内部消化。

从市场空间来看，无论是哪条技术路线，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都需要市场的反哺。

日本企业曾垄断了全球83%的氢能源专利，仅丰田一家就占全球的48%，但氢能源车等应用的规模化、产业化始终难以推进。这不是日本第一次因为市场空间的限制而错过机会，日本曾在液晶面板专利技术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但市场太小、成本过高只能被反超。

而中国的液晶产品则靠着物美价廉的优势，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先是覆盖中低端，其后更是靠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反哺，逐步走向高端。

技术壁垒本是优势，但有限的市场空间反而可能制约长板优势的充分发挥，面对大国的规模化市场，无力竞争。大国不仅能在技术路线上全面押注，更能依靠市场规模来扭转乾坤，把劣势的技术变成市场的主流。或者对方抢占了优势，己方大不了换个赛道。

其三，大国独有的规模、影响力和控制力，能为新能源发展创造足够空间，进可攻退可守。

大国不论是领土面积、军事实力、经济基础、工业基础、人口素质、科技创新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更胜一筹。这也意味着大国在新能源战略布局上拥有全面铺开或采取“激进”的推行政策的资本与兜底能力。

与之相反，在全球极化右翼上台的背景下，小国政策制定相对于“保守”，但凡面临严重问题，难摆脱桎梏，甚至连战略自主能力都被迫丢失。连财大气粗的欧洲都因美国制裁俄罗斯而不惜切断自身能源命脉，致使能源困境，电价高攀、通胀高企，企业面临倒闭，民众生活成本增加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