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脱实向虚在金融游戏上越走越远，也在产业空心化上越陷越深，最终让自己走进了帝国斜阳（这次，美国的国运真的要逆转了？（上）|研究报告）。殊不知，在一系列纷繁的事件、数据背后，更是美国昔日里为了扭转国运所做的一系列操作，如今走向了反面：一是在分享中国崛起红利的同时，也加速了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化，陆权同海权之间，逐步从昔日的海权压制陆权过渡为陆权挤压海权。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欧亚大陆在人口、经济乃至军事上，虽然总体规模庞大，但几大板块彼此之间相对割裂，甚至互生嫌隙，为美国这样的海权大国从中挑拨离间，进而各个击破提供了可乘之机。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让对华投资的美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对于外部能源、原材料、市场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与中国相邻的欧亚大陆各板块，便成了中国对外投射经济、政治影响力以换取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优先整合对象；而中国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管道运输等领域的基建能力，更使这一过程如虎添翼。其结果，便是中俄“背靠背”关系更加紧密、以伊朗和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区域性大国开始和解，即便是常年充当美国盟友的欧盟各国，也开启了新一轮谋求战略自主性的努力。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的整合加速，也意味着留给美国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空间越来越小，再难以重现本世纪初单凭一国之力便可在中东地区横行霸道的旧场面。二是古往今来超级大国的盛衰规律：其统治成本不断攀升，统治收益却不见增长之时，便是大国衰落之际。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在衰落之际莫不如此，当下的美国也不能例外。以石油美元为例，维系石油美元，在成本上需要美国投入大量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维持对中东等产油地区的深度影响；其收益则体现在美元成为各国石油贸易结算时唯一的货币，也让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让美国获得面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权力。然而现如今，随着中国的国力崛起以及中国经济对于石油进口需求的猛增，让人民币日渐成为中国从俄罗斯、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石油时的结算货币，也让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权重不断上涨，于2022年5月在IMF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由2016年以来的10.92%上调至12.28%。人民币权重的上涨，让美国维护铸币权的举动变成了两难：如不予维护，意味着铸币权收益缩水；而加大投入去维护产油国，高企的成本要求又让其力不从心。以军事投入为例，美国直到2023年1月方才将155毫米炮弹的产能从月产1.4万枚提升到月产6万枚，而据乌克兰方面反映，在俄乌战争这样的烈度下，乌军每天的消耗就高达6000—8000枚。如此军工产能，足以让那些试图将本国安全寄托于美军的中东产油国重新思考，美国的军事实力究竟能不能成为自己的依托？三是大兴金融自由化后的物极必反：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市场催生泡沫，泡沫引来周期性危机。随着美国统治成本和统治收益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迫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美债规模，同资本市场进一步绑定。结果被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牢牢捕获——自由市场经济之下，债务成了金融衍生工具的标的物，产生了大量的金融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来进行平仓。更不要说，这种高度泡沫化经济模式，也让美国的社会治理能力急剧萎缩，社会环境急剧恶化。以2021年度的美国财政支出结构为例，在总计7.5万亿美元的总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支出高达3.5万亿美元，占总支出的46.3%。但是，在巨额的社保、医保支出下，贫富分化却不见好转：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高达0.49，再创历史新高；人均寿命不增反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6.1岁，比2020年降低了近1岁，比2019年降低了近3岁。贫富分化之下，美国底层民众艰辛而报酬微薄的劳动与恶劣、危险的生活环境，让美国生活优越的神话破了功。在如此情形之下，美国或许会试图振作，转向动用国家力量在国内对金融活动加强监管，在国际上对国际金融展开“去市场化”，启用超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在金融领域做出对美国的单方面让步。然而，美国在长期内，将不得不走到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摊牌”时刻——在国内，在统治收益和通知成本间缺口不断扩大、市场经济的内置逻辑周期性发作之下，美国究竟还要不要固守“政治正确”？在国际上，在陆权挤兑海权的大趋势下，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海权特征明显的国家，美国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对欧亚大陆实施扰动？在这样的“摊牌”时刻，美国朝野无论如何回答，迎来的都将是美国国力不可避免地衰落。不过，不断逼近的“摊牌”时刻，也将倒逼美国越来越试图对本国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进行重构，令其“大市场+大政府”的复式特征由暗到明，愈发凸显。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正在急剧撕裂美国，让重构美国的急迫性明显上升：一边是硅谷、128号公路等科创中心，依然在不断涌现出卓越的创新型企业，一边是传统的工业区在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过程中日渐衰败，成为了经济衰退、犯罪猖獗的“铁锈地带”。一边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富豪们，借助金融市场上得来的海量融资以及与NASA等科技部门的深度合作，不断推动人类在太空探索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一边是广大民众既无能力参与科技探索，又无力在就业、生活中面对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冲击，只得浑浑噩噩，沉迷于各式娱乐活动、甚至毒品等“奶头乐”中。另一方面，则是美国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历史上灵活的政治身段，让重构美国具有可能性：从罗斯福在“新政”时期积极引入国家力量对冲经济危机；到约翰逊提出构建“伟大社会”计划，在城市建设、反贫困、基建、公立教育等领域大展拳脚，再到奥巴马时代综合运用财税、货币、金融、贸易和产业政策，力图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努力……美国政府在面对重大挑战时，一边高举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一边大兴国家干预正是其常规操作。然而就当下来看，且不提如何应对金融风险、加快经济复兴、改善地缘环境等一系列亟待美国去解决的具体问题，仅以当今领导人素质和政治思想而论：论领导人魄力，当下的美国主流政客、学者，要么掩耳盗铃，对于美国内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为其涂脂抹粉进行遮掩，无一人敢于直面问题，这显然不是“中兴之主”的作风。论政治思想，在长期的舆论熏陶下，西方“政治正确”成了美国不容置疑、不可批判的存在，即便如伯尼·桑德斯、杰弗里·萨克斯等试图对其进行改良的政客、学者也被不断边缘化，更无人敢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在如此领导力水平和思想观念之下，重构美国必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